问:业已成为传统的两国领导人会晤,今年将如何进行?谁将访问谁? 


杰尼索夫:我们有固定的程式,今年的双方会晤,将始于俄罗斯领导人出访中国,而这件事将于何时成行,取决于双方的协商。现在谈论还为时尚早,这不符合惯例,因为毕竟应当由总统府的相关机构来宣布。所以,按照顺序来说,中国正等待着俄罗斯领导人的访问。而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和李克强的第21次总理定期会晤将于年底在俄罗斯举行。

问:根据一些观察家的观点,在当今动荡的时代,俄罗斯正在“转向东方”。真是这样的吗?

杰尼索夫: 众所周知,俄罗斯身处欧洲和亚洲两大洲,是一个自身拥有着巨大利益的大国,这其中既有全球利益,也有地区利益。因此,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从来没有拘泥于一个方向,它一直是多边的,现在同样如此。总之,我们不是简单地声明,而是用我们所有的行动证明,我国愿意与所有那些对此也拥有同样愿望的国家建立平等的,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平等的、互利的关系。在我们潜在的合作伙伴圈中,没有任何例外。这是首要的,或许,这也是最为重要的。
至于说到太平洋地区,这里涵盖着地球的一半,人类的一半,承载着全球经济的大半。所以,毋庸置疑,俄罗斯与这个地区的合作具有多面性和战略性。至于“转向”,你可以随便怎样讲,但是严格说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些修辞,因为俄罗斯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里。换句话说,我们对发展与该地区联系的兴趣,以及我们在该地区的存在,在不同的阶段拥有不同的形式。
在近十五至二十年里,我们特别积极地参与多方机制的工作。在亚洲,比起全球性的机制(首先是联合国和欧洲的多边机构),这种机制尚属年轻。譬如上合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等,这些是我们建立起来的。此外,还有东亚峰会、亚欧会议,以及与东盟集团不同形式的多方面合作。
无论是在全球层面(从全面加强我国国际地位的角度来看),还是在地区范围内,所有这一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推动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极其重要。如果没有亚洲市场、没有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没有与当地经济体这样那样的经济一体化形式,这项任务是完不成的。
我们完全没有将深化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视为一种替代方法。有人说我们转向谁发展,或没有转向谁发展,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们愿意同时、平行地扩大与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的合作。
我并不想纠缠于这些话题,因为如果拿出统计数据来,那么由于2015年某些特有的经济因素,我们并未看到在我们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中有什么大的扩充。我们主要的合作伙伴依然在西方。这没什么不好的,如果我们可以正常发展与我们的欧洲伙伴的关系,这只会令双方都受益。一方既不能取代另一方,也不能排除另一方。因此,从一般政治学角度来看,在调整政治方向的战略矢量上,很大程度上,我们在亚洲方向变得更为积极。这是事实。

问:俄罗斯外交,尤其是作为它在各方面的“排头兵”的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在加强俄联邦与中国的关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作为俄罗斯驻华大使,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向您面授了哪些任务?俄罗斯联邦驻华外交使团的名单是否还会扩大?您是否认为加强俄中关系的努力已经足够了,在这方面还可以或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杰尼索夫:此刻在这里谈论俄中关系正是时候,因为在我们与东部方向的相互关系总量中,俄中关系占据着十分特殊的位置。近几年来,俄中交往显著上升,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关于这个甚至不需要拿出什么数字来证明。然而为了更加显而易见,我还是要举一个表示着我们合作强度的数字,这个数字通常被用来衡量双方最高层面的接触程度。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两国的最高领导人——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了五次。前年,2014年也是五次。今年将会举行几次会晤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但是显然会接近这个数字。
俄罗斯领导人将会访华,并将在多边的活动框架内进行会晤,包括在中国举办的活动。我要提醒一下,九月份,“二十国集团”峰会将在中国举行。
在整个苏中关系史(1949年-1991年)中,我们两国的最高领导人会晤过七次。而在这里,你们也看到了,是一年会晤五次。其他的姑且不谈,对于在这里工作的我们,特别是我们的大使馆,这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完成非常大量的工作,包括信息分析工作、筹备访问材料、对双边关系形势进行分析、按照双边关系拟定接洽,我还要指出的是,其中还包括对未来的分析。如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闭关自守,我们要思考明天,甚至要思考后天,在我们今天所建立的基础上,两国关系将向何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
最后,还是再谈谈纯粹的组织问题。任何如此高规格的访问都需要相当强的组织能力。我国领导层和俄罗斯联邦政府赋予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联邦有利的俄中关系。我相信,这样安排问题也符合中国伙伴的利益,因为我们的利益要么对接,要么交织,要么平行运行。
任务制定起来容易,但在日常工作的模式中完成它们却很不简单。我国在中国的商务外交史可以追溯到1860年,当时,那里创建了第一个俄罗斯大使馆。然而外交联络却可以延伸得更久远,历史学家们指出,400年前,俄罗斯外交使团到这里的第一次访问便可以归入此类外交。
需要记住的是,我们的大使馆位于原俄国驻北京的宗教使团所在地,这曾是一个纯粹的宗教机构。然而在没有外交代表处的情况下,该机构常常履行了确保双方相互沟通的职能。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我国的汉学就诞生在这里,诞生在这块土地上。
回到今天,我想说,截止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以前,我们在中国曾有过许多分支的外交领事存在。后来,由于客观原因,我们的领事馆、外交代表处以及商务代表处的网络被缩减,他们的工作中止,直到80-90年代期间才开始恢复。到目前为止,除了俄罗斯大使馆,我们在中国还有四个总领事馆,它们是:在北方,位于几乎是中国东北之都的沈阳市,那里的三个省直接与西伯利亚和远东相连;上海,似乎在表明政治的延续性,这里的俄罗斯领事馆位于当年俄罗斯帝国时代的中国总领事馆的历史建筑中;还有位于中国南方的广州市和香港。一共有四个。
我们计划,就在近期,在哈尔滨再开设一个领事机构。哈尔滨是黑龙江省的首府,而黑龙江与俄罗斯联邦有五个地区接壤,边境线长达3000公里。我们只与中国的一个省有这样的接壤。
就在不久前,也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与中国伙伴签署了相互增设领事馆的协议,即:中国在我国的某个城市开设总领事馆,而我们也在中国的某个城市开设。
例如,我们最近的一次约定是喀山和武汉(湖北省的行政中心,位于中国中部)。武汉是长江上历史悠久的一个大型工业中心,是一座拥有我国历史痕迹的大城市。
遗憾的是,很少有人知道,还是在1938年和1939年,我们的志愿飞行员就是在武汉上空与日本空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并建立了功勋,他们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我们的中国朋友的感恩情怀使他们对这一历史遗产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例如,去年在武汉修缮并改建了牺牲于三十年代末中国领空的我国飞行员的烈士墓,并确定了早先不为人所知的英雄的名字。
正如您所看到的,我们在中国的外交存在正在扩大,但是,作为大使,我想说,我们还想更进一步。因为我们与中国邻居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规模、越来越多分支。
在这里我正好想特别强调一下人文联系的意义,因为有政治,有经济,有在各种国际问题、各种国际机构上的合作,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人文合作也具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想,而且总是一直想使这种合作更进一步。尽管近几年来这方面的合作已明显变得活跃:这里包括戏剧艺术、音乐,还有我们特别喜爱的电影,以及电视领域的合作。我只从事文化领域。

我们两国间的戏剧和音乐团体的巡回演出越来越多,我国及世界级的音乐大师更经常也更愿意到这里来。例如,如今堪称著名指挥家、世界音乐艺术的佼佼者、现任马林斯基剧院艺术总监和院长的瓦列里·阿比萨洛维奇·格尔吉耶夫,就是中国的常客。他经常带着自己的乐队、率领自己的剧院来到这里。我还能再列出其他人的名字。

同样地,中国的现代艺术也更贴近我们。据我所知,世界著名的中国钢琴家郎朗在俄罗斯举行的巡回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自己也非常高兴地在莫斯科聆听了他的表演,感觉比在中国听他更轻松一些。

问:哈尔滨的情况进展如何?

杰尼索夫:那里的领事馆不排除将在今年开设,但更有可能的是在明年。问题就在于建设工程的完成情况,如果开诚布公地说,主要是资金问题。因为这毕竟是一项开销比较大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并不急于在这件事上再加入某个平行的事情。此外,我们已经约定了关于喀山-武汉互设领事馆的事情,我们的中国伙伴将在喀山开始拥有自己的代表处。但是什么时候他们将为此准备好条件,毕竟他们也遇到了某些财务问题,正如现在这个世界的所有人一样。
重要的是,要有解决方案、有政治愿景、有客观需求。然而,所有这些都有了。

问:俄中经济合作发展如何(能源、交通、农业、互联网商务等)?制裁政策和油价下滑对他们有多少影响?俄罗斯联邦与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进行得如何?近期有消息称在该领域出现了一些障碍。

杰尼索夫:我们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关系(这种关系组成了俄中全面合作的物质基础),正坚定不移地逐步发展着,尽管由于一些显而易见、众所周知的因素并不那么容易。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一些商品或多组商品的国际价格下调了,而这些商品组成了我国与中国及其他外国伙伴的贸易基础。例如,在我们的出口中,燃料类商品的价格下降了超过60%,而这主要是石油和石油产品,因此,当然,全世界的石油及其他燃料能源产品的价格降低,导致了整体贸易价值指标的下降。
但是,这里还发生着一些有趣的和多方向的东西。例如,我们的石油贸易额是按照价格计算的,我们从向中国出售石油中获得的收入因价格下跌减少了35%。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中国提供的石油量却增加了近20%。2015年,继沙特阿拉伯之后,我们成为向中国提供石油的第二大供货商。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所谓“异向”趋势。至于说到整体贸易,按照价格计算的贸易额减少得十分明显,减少了29%,根据中国统计的数据,数额为680多亿美元。
曾经,我们确定的任务是使对外贸易额达到1000亿美元的水平。2014年我们曾接近这个数字,当时是约900亿美元。假如价格保持在2013-2014的水平,那么我们在2015年就可能已经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然而,遗憾的是,价格下降了。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由于俄罗斯卢布汇率下降,卢布变得更加便宜,在我们的市场上,以卢布标识的中国商品的竞争力也在下降。在穿越边境、出售中国商品的时候,这些商品的价格都以美元计算,然后再转换为卢布。因此,当然,这些商品用卢布标价就变得明显贵了许多,所以它们的竞争力也受到了影响。甚至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向我们出口的中国商品,价格下降的比我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要多。如果说之前我们与中国的贸易赤字令人印象非常深刻,超过了100亿美元,那么2015年与此前相比,这个数字显著降低了。

如果谈到某些个别领域的发展,那么这里也并不都是负面的情况。我们有理由乐观,并小心地预测我们未来成功的合作,毕竟我们的合作已经更加系统化了。
例如,如果还是拿能源合作来说,这已经不是简单地向一方或另一方交付商品,这是一种能源联盟。我们更多地是按照既定方案进行合作。总的来说,我们合作中的投资比重在最近一年中显著上升了。掌控这一过程的机构由两国第一副总理担纲的“投资合作委员会”建立,对此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委员会只是刚刚开始工作,但在它的框架中已经涵盖了58个大型项目,而这些项目的数量还将继续增加。
我们已经呈现出这样的一种合作形式,并日渐成形,即:在一系列机械制造产品的生产中进行工业合作,首先是在航空制造领域的合作。
最后我想说的是,去年我们在金融领域的合作获得了显著的势头。双方——中国和我们——都设定了增加本国货币结算份额的任务。由于客观原因,这里的优势暂时在人民币一边,尽管按照某些商品的定位,用卢布交易也相当有利可图。
无论怎样,用本国货币结算,在通过银行系统进行的俄中贸易中的份额正在增加。该份额暂时为8%,但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希望,这个份额将会提高。我们还在支付系统、创建支付卡领域拥有合作。例如,我们在卢布-人民币有价证券领域有合作,以及一系列的金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