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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拗相公

作者:林语堂作品集 发表时间:2019-02-13 22:36:24 更新时间:2022-08-08 06:10:08

  一场政治风暴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这场风暴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人称之为“拗相公”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争。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 的气氛中拔耀培养、留做领导国政的一代人才。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性质,因为那种朋党 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是一个短篇小说,叫《拗相公》。那是宋朝通俗文字的短篇小说集,新近才发现,这足以表示,王安石死后不久,在通俗文学之中,他便以其外号为人所知了。那场政争的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有人告诉我们,说个性坚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但是却需要予以精确的说明:就是说坚强的个性是用去做什么事。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说“决心”为成功的秘诀,自己却把固执当做那种美德了。王安石在世时,他在文学界是以“三不足”为人所知的。“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这是苏东坡赠与他的标志。

这位“拗相公”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朋友方面,或是敌人方面。他能言善道,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这就暗示他要压制一般的反对意见,尤其是谏官的话,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zheng府必然是“广开言路”,而坏zheng府则不然。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 。这次交 战,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但是此后,全国官员分成了两个阵营,陷于朋党 之争,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几年之后,变法方案即遭修正,或予中止,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其后果亦更加严重。

在朝廷上此一政争,成了“流俗”与“通变”之争,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曾多次出现,而王安石亦最喜爱用。凡是王安石所不喜,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王安石皆称之为“流俗”派,而他与其同党 则称之为“通变”派。王安石攻击批评者,说恶意阻挠新政。在另一方面,反对派则攻击他,说他“视民间清论为流俗,视异己者为fu败。”刘挚则称:“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王安石这位宰相排斥反对他的御史之时,反对派对他更重要攻击的,是他欲“钳天下人之口”,也就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评zheng府。

中国zheng府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 治的组织,使之具有大家公认的权力,也有当政党 与反对党 大家公认的责任。没有计票、举手、表示是否,或其它确定公众意见的方法。中国人在集会时,只是讨论问题,然后同意某一决定。在原则与实际上,对zheng府政策之批评,zheng府不但容许,亦且予以鼓励。敌方可推翻内阁,或中激而退去。每有朋党 之争,习惯上是将反对派放出京都,到外地任职。甚至在仁宗和英宗时,zheng府颇著盛名的领导人 物如范仲淹与欧修,都曾贬谪至外地,暂时退居低位,后来又回京得势。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派当权,则另一派退避。

朝内的争论在宋朝演变得越发激烈,是由于宋朝的zheng府组织制度的特殊所致,因为宋朝对宰相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内阁很像个国会,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权。zheng府由复杂拙笨的连锁机构组成,功能的界限重复,最后决定的大权仍然在皇帝手中。当时所谓宰相,只是个交 际上的称呼而已,实际名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许有两位副宰相。一般组织如下:户部(财政)完全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御史****立,其它各机构,只供作赠予空衔之用。通常,宰相兼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侍郎。三省各侍郎和枢密院大尉构成知院,称为“知政”。后来,神宗锐予改变,意在简化此一组织制度,权责区划较为分明。门下省司研讨命令,中书省(宰相府)司发布,尚书省司执行。但是纷乱与权责分散,依然如故。

王安石最初只是个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因受皇帝支持,擅自越权进行变法计划,与吕惠卿、曾布私下决定一切。这自然是在神宗驾前和各知政易于发生争论。主要问题只有两个:一个是青苗贷款法,一是御史的言论自由 一事。一方面是元老重臣干练有才之士,人数之众,几乎构成了全体;另一方面,只有一个人,王安石,但有神宗支持,及另一批默默无名的小人,野心大,精力足,险而诡诈。为了便于参考,并免于许多人名的累赘,下一表内列有政争中较重要之人名,以见双方之阵容:

当权派
王安石(拗相公)
神宗(雄心万丈的皇帝)
曾布(活跃的政客)
吕惠卿(声名狼藉,后出卖王安石)
李定(母丧不奔,后弹劾苏东坡)
邓 绍(两面人,先后服侍吕惠卿和王安石)
舒曼(与邓 绍一同弹劾苏东坡)
王雾(王安石之子)
谢景温 (王安石姻亲)
蔡卞(王安石女婿)
章谆(后为苏东坡敌人)
吕嘉问(王安石手下的贸易霸主)

反对派
司马光(反对派之首,大史学家)
韩琦(元老重臣)
富弼(老臣)
吕晦(第一个发动攻击的人)
曾公亮(脆弱人物)
赵护
文彦伯(老好人)
张方平
范镇(元老重臣,苏家“叔伯”辈好友)
欧修
苏东坡
苏子由(东坡之弟)
范仲淹(伟人)
孙觉(高俊,易怒,东坡密友)
李察(矮壮,东坡密友)
刘恕(性火爆,东坡至交 )
吕公著(美髯,曾与王安石为友)
韩维(出自世家,曾为王安石好友)
王安礼(王安石弟)
王安国
刘挚(独立批评者,后与东坡为敌)
苏颂
宋敏求熙宁中三学士
李大临
其他御史
郑侠(负重任之宫廷门吏,王安石因他而败)

此一极不平衡的阵容,既令人悲,又令人笑。一看此表,令人不禁纳闷王安石化友为敌的才气,以及神宗宠 用王安石所付代价之大,因为所有对新政持异议者皆遭撤职,罢官议罪。最后,神宗又不得不罢斥王安石、吕惠卿、邓 绪等诸人。他的强国梦破灭了,只落得统治一群庸才之臣。倘若说知人善任为“神”圣的降胜,“神”宗这个溢号,他是当之有愧了。

王安石的悲剧是在于他自己并不任情放纵,也不fu败贪污,他也是迫不得已。要把他主张的国家资本计划那么激进、那么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得不顾别人的反对。也许这就是他隐退以待时机如此之久的缘故。他有一个幻象,而他的所作所为,都以实现这个光辉灿烂的幻象为依归,他之所求,不是太平繁荣的国家,而是富强具有威力的国家,向南向北,都要开拓疆土。他相信天意要使宋朝扩张发展,一如汉唐两代,而他王安石就是上应天命成此大业之人。但是在后世的历史家的沉思默想之中,此等上应天命的人,无一不动人几分感伤--永远是个困于雄。已而不能自拔的人,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美梦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了浮光泡影,消失于虚无飘渺之中。

王安石轻视所有那些“流俗”之辈,不但与那些忠厚长者大臣一等人疏远起来,就连自己的莫逆之交 如韩维、吕公著也断绝了来往。我们还记得神宗尚身为太子之时,是韩维使太子对王安石倾心器重的。等这些朋友对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异议时,他毫不迟疑,立刻把他们贬谪出京。他既陷于孤立无援,就拔升些不相知的“才不胜职”之辈,而这些人只是对他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实际上利用他以遂其私欲。三个劣迹昭彰的小人是李定、舒直、邓 缩。李定隐瞒母丧不报,以免辞官,退而居丧返里,在儒教社会中这是大逆不道的。李定之为后人所知,是他说了一句名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但是王安石的两个巨奸大恶的后盾人物,则是两个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尤以吕惠卿为甚,最后他想取王安石的地位而代之,又把王安石出卖了。王安石八年政权终于崩溃,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出卖了人民。”在吕惠卿以极卑鄙的手段公布王安石的私信,以离间他和皇帝之时,王安石便垮了。王安石晚年每天都写“福建子”三个字数次,用以发泄心中的愤怒,因为出卖他的这个朋友吕惠卿是福建人。王安石失败之后,苏东坡一天在金陵遇见他,斥责他发动战争迫害文人之罪,王安石回答说吕惠卿当负全责。此不足以为藉口,因为王安石本人坚持严酷对付反对派,而且在熙宁四年四月至六年七月吕惠卿因父丧去职期间,王安石在京师用以侦察批评朝政的特务机构成立的。

此外,相反两派的领袖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政见不同,不能相与,但皆系真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欧修则至少在家庭生活上曾传有暧昧 情事。

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吴氏为丈夫置一妾。等此女人进见时,王安石惊问道:“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

女人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

“九百缗。”

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妇人随同丈夫回去。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种情形司马光也曾遇见过。因为他在勉强之下纳了一个妾。他年轻时曾官居通判,而妻子未能生育儿子。太守夫人赠送他一妾,司马光不理不睬。妻子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一天她告诉那个侍姬等她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妥当,夜间到老爷书房去。司马光看见那一女子在他书房中出现,他惊问道:“夫人不在,你胆敢来此?速去!”随即让她离去。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志在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不在谋取权力地位,而且王安石对金钱绝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 给弟兄们,任凭他们花费。

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是光风累月胸怀,争理不争利。他和王安石只是在政策上水火不相容。当代一个批评家曾说:“王安石必行新政始允为相,司马光必除新政始允为枢密副使。”

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其为人所崇敬,不仅与范仲淹齐名,他还是包罗万有的一部中国史《至五代北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全书二百九十四卷,附录考异三十卷,学富识高,文笔精练,为史书中之北斗,后世史学著作之规范。初稿《长编》多于成书数倍。他写作此书时,一直孜孜不懈,每日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满两间屋子。此空前巨著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工夫。

引起最后争论的问题,是青苗贷款法。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研讨数月之后,青苗法终于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六九)九月公布。朝廷派出四十一位专使大员,到各省去督导实施新法。不久之后,即分明显示官家款项并不能如预先之估计可由人民自行贷出。专使所面临之问题即是:径行还京陈明使命未能达成,抑或勉强人民将款贷去而回京禀报新政成功。官家愿将款项借予富户,以其抵押较为可靠,但富户并不特别需要借款。贫户急须借款,但官家必需取得抵押,因知其无还债能力。有些特使乃思得办法,按人民之财力,自富至贫,将官款定比分配。但是贫户太贫,实在无力借款,只有富户可借--这正是现代银行财务事业的基本特性。官方要做到贫户确能归还贷款,于是使贫户之富有邻居为之做保。一个特使向京都的报告中说:官方把贷款交 与贫户时,贫户“喜极而泣”。另一个特使,不愿强民借贷,回京报告大不相同。御史弹劾放款成功的特使,说他强民借贷,大违朝廷之本意。王安石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

韩琦那时驻在大名府,官居河北安抚使,亲眼看到了青苗贷款法实行的情形,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是如何分配出去的。这若与苏东坡的火爆发作相比,韩琦的奏折可以说是顾虑周详,措词妥帖,言之有物,真不愧是个极具才干、功在国家的退职宰相的手笔。在奏折上他说,甚至赤贫之民也有分担的款额,富有之家则要求认捐更多。所谓青苗贷款也分配给城市居民负担,也分配给地主和“垄断剥削者”,须知这两种人正是青苗法所要消灭的。不可不知的是,每借进一笔钱,短短数月之后就要付出一分半的利息。不论朝廷如何分辩,说贷款与民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百姓都不肯相信。韩琦指出,纵然阻止强迫贷款,要力行自愿贷款,并无实际用处,因为富户不肯借,穷人愿借,但无抵押;最后仍须保人还债。同时,督察贷款的特使急于取悦于朝中当权者,低级官吏又不敢明言,韩琦说,他自思身为国家老臣,势不得不将真相奏明皇帝。他请朝廷中止新法,召回特使,恢复故有的常平仓制。

和王安石讨论韩琦的奏折时,皇帝说:“韩琦乃国之忠臣,虽然为官在外,对朝廷仍是念念不忘。我原以为青苗贷款法会有利于百姓,没料到为害如此之烈。再者,青苗贷款只用于乡村,为何也在城市推销?”

王安石立即回奏道:“有什么害处?都市的人倘若也需要贷款,为什么不借给他们?”

于是韩琦和朝廷之间,奏批往返甚久,这位退位的宰相,明确指出汉朝所一度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的影响,那样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缴武,并不足以言富国之道。

这就动摇了王安石的地位,皇帝开始有意中止青苗法。王安石知道了,遂请病假。司马光在提到王安石请病假时说:“士夫沸腾,黎民动。”大臣等讨论此一情势,赵扦当时还拥护王安石,当时主张等王安石销假再说。那天晚上阁员曾公亮派他儿子把政局有变的情形去告诉王安石,告诉他要赶快销假。得此密合,王安石立即销假,又出现在朝廷之上,劝皇帝说反对派仍然是力图阻挠新政。

皇帝也不知如何是好,乃派出两个太监到外地视察回报。两个太监也深知利害,回报时说青苗法甚得民心,并无强迫销售情事。老臣文彦博反对说:“韩琦三朝为相,陛下乃信太监之言而不信韩琦吗?”但是皇帝竟坚信自己亲自派出之使者,决心贯彻新政。几名愚蠢无知毫不负责的查报人员,不知自己说的几句话,竟会对国家大事发生了影响,这种情形何时是了!倘若那几个阉宦还有男子汉的刚强之气,这时肯向皇帝据实回奏,宋朝的国运还会有所改变。他们只是找皇帝爱听的话说,等时局变化,谈论“土地改革”已不再新鲜,他们也羞臊的一言不发了。

司马光,范镇,还有苏东坡三个人并肩作战。司马光原对王安石颇为器重,他自己当然也深得皇帝的信任。皇帝曾问他对王安石的看法。他说:“百姓批评王安石虚伪,也许言之过甚,但他确是不切实际,刚愎自用。”不过,他的确和王安石的亲信小人吕惠卿在给皇帝上历史课时,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辩,甚至需要皇帝来打断,要他二人平静下去。司马光既然反对他的政策,王安石开始厌恶他。王安石请病假如此之短一段时期之中,神宗皇帝打算使司马光充任副枢密使。司马光谢绝不就,他说他个人的官位无甚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是否要废止新政。司马光九次上奏折。皇帝回答说:

“朕曾命卿任枢密使,主管军事。卿为何多次拒不受命,而不断谈论与军事无关之事?”

司马光回奏称:“但臣迄未接此军职。臣在门下省一日,即当提醒陛下留意此等事。”

王安石销假之后,他的地位又形巩固,他把司马光降为制法。范镇拒发新命,皇帝见范镇如此抗命,皇帝乃亲手把诏命交 予司马光。范镇因此请辞门下省职位,皇帝允准。

王安石既复相位,韩琦乃辞河北安抚使,只留任大名府知府,皇帝照准。苏东坡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那时,他只三十二岁,任职史馆,官卑职小,且只限于执笔为文,与行政毫无关系。他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一0七0)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犹如现代报上偶尔出现的好社论文章一样,立即唤起了全国的注意。在第一篇奏折上,一开首就向青苗法攻击。他告诉皇上全国人已在反对皇上,并说千万不可凭藉权力压制人民。文章之中他引用孔夫子的话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是以不论尊卑,不计强弱,理之所在则成,理所不在则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夫陛下苟诚心乎为民,则虽或谤之而人不信;苟诚心乎为利,则虽自解释而人不服。吏受贿枉法,人必谓之赃。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谓之盗。苟有其实不敢辞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谓之放债取利可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坛也。”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臣君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袜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欲洱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 锢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其极钦,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不逞假寐。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吓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zheng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zheng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冷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zheng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日者,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人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 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答之痛,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爱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人望,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发出了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深感意外。在吕晦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之时,吕晦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章给司马光看。

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深得人望。”

吕晦大惊道:“你也这么说!”

吕晦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

现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争变成了熊熊之势。有一妇人,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使她丈夫受伤而未克致命。此一妇人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治之刑罚表示异议。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马光要以一种方式判决,王安石要另一种方式,而且坚持己见,皇帝的圣旨对此案的处刑亦有所指示。但是御史刘恕则拒不同意,要求再审,御史如此要求,亦属常事。另一御史对王安石的意见不服,王安石则令他自己的一个亲信弹劾刘恕。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御史台则群情激动。问题现在是仍要在不受限制之下自由 尽责呢?还是等候逐一被人清除?几位御史乃联名上书弹劾王安石,请求罢除其相位。王安石大怒,欲将此数人投诸监狱而后快。司马光与范纯仁认为在基本上不可如此对待御史,最后六个御史遭贬滴至边远外县充任酒监。一见情形如此,范纯仁起而应战。他要求贬滴御史之成命必须撤回,结果他自己也遭流放。下一个要倒下去的是苏东坡的弟弟苏子由。他一直就反对青苗法和市易法。两个月之后,忠厚长者老巨富弼向朝廷辞职归隐,临去警告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他预言国家大事著如此下去,国家行将大乱矣。

朝廷之上,现在是一片乱。神宗熙宁二年(一O六九)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七月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数月之后,众人对当权者的意见,由期待而怀疑,由怀疑而迷惑,由迷惑而愤怒恐惧。

现在情势变化甚速。熙宁三年(一0七0)三月与四月,御史台大规模遭受整肃,随即大规模布置上新人。随后倒下的两个御史,都是王安石个人的朋友,都曾助他获得政权,王安石也是倚为声援的。身材颀长,性情暴躁又富有口才的孙觉,他也是苏东坡毕生的友人,曾经向王安石发动论争,因为王安石坚称周朝的钱币机构,曾经以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把钱借给人民,他对此说表示反对。王安石仍然希望得到他的支援,派他到外地调查为什么当时盛传朝廷强迫贷款与农人,甚至在京辎一带也传闻如此。孙觉回到京师,老老实实报告确有强迫销售情事。王安石认为他这是出卖朋友--所以孙觉也被革职。更为重要的案子是“美髯公”吕公著的案子。吕公著是宰相之子,学识渊博,但是沉默寡言。在早年,王安石和吕公著在文学上同享盛名,同为儒林所敬佩。吕公著曾帮助王安石位登权要,王安石乃使他官拜御史中丞,作为回报。现在吕公著上神宗皇帝的奏议中,文字未免过于辛辣,使王安石大为不快,在文中他问:“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岂昔贤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亲拟罢斥吕公著的诏书,用字措辞正好流露他自己喜怒无常的特性。在二人交 好之日,王安石曾向皇帝说:“吕公著之才将来必为宰相。”而今他把吕公著比做了尧舜时的“四凶”。

最使曾佩服他的人与之疏远的原因,就是在同一个月内,王安石派了两个劣迹昭彰的小人进入御史台,去填补他排挤出来的空缺。他之派李定为全权御史,在御史台引起了群情激奋。李定既没考中科举,也没有为官的其它必要资格。他教人知道的反倒是他隐瞒父丧不守丧礼一事。在中国人心目中,这简直是败德下流至于禽兽 。王安石把他升到那么崇高的地位,只是因为自乡间来京后,他向皇帝奏明青苗贷款法极受人民欢迎,王安石把他向皇上引荐,好向皇上陈奏。这件事使御史们怒不可遏。同时,王安石又把亲戚谢景温 升为御史。谢为求升发,把自己的妹妹嫁与王安石的弟弟。有三个御史反对朝廷的此一任命诏书,三个人一起丢官。其余的御史对此事还照旧坚持。张激请求将三个御史官复原职,并罢斥王安石的心腹李定与吕惠卿。在张激到中书省去催办此一案件时,他发现王安石心情古怪。只是听他叙述,自己则一言不发,用扇子掩着嘴,一味大笑。

张激说:“我想你一定正笑我愚蠢。但是你要知道,全国老百姓笑你的正多着呢。”

这时另一位遭到牺牲的御史是程濒,他是宋朝理学家“二程”之中的兄长大程。在新政推行之初,他曾经与王安石合作。现在他也到中书省为那同一个案子向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刚看了他的奏折,程源看到他正在怒气难消。这位理学大家以颇有修养的风度对他说:“老朋友,你看,我们讨论的不是个人私事或家事;我们讨论的是国事。难道不能平心静气说话吗?”从儒家的道德修养看,王安石觉得很丢脸,很难为情。

一个月的光景,御史台的清除异己便已告完成。连前年所罢黜的那六个御史在内,王安石清除的御史一共达到了十四人,十一名是御史台的人,三名是皇宫中的谏官。司马光向皇帝曾经痛陈利害。只有三个人,就是王安石、曾布、吕惠卿,赞成新政,朝廷百官无不反对他们三个人。“难道皇上就只用这三个人组织朝廷?就用这三个人治理国家吗?”韩琦和张方平已在二月告老还乡,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拒而不受,当月也遭贬降,范镇已经大怒而去。在九月,举棋不定的赵怀,他这位内阁大臣,一度想讨好这群新贵,现在决定辞职。他也指出“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数月之后,年老信命毫无火气的曾公亮,把王安石之得势归之于天意,以年老多病为由,在极不愉快之下,请求去职,其实多少也是受批评不过而走的。在神宗熙宁三年(一0七0),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在整个zheng府中其权位凛乎不可侵犯。次年九月,欧修辞去朝廷一切职位,退隐林泉。

苏东坡现在写他那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准备罢官而去。他和司马光、范镇曾经并肩作战,但是司马光与范镇已经在愤怒厌恶之下辞去官职。范镇后来和苏东坡有了亲戚关系,他曾在前两朝任职于中书省。其人虽然外貌看来肥胖松软,个性之强,则不让钢铁。在去职之时,他在辞呈上说:“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在早朝之时,皇帝将此奏折交 与王安石看,王安石的脸立刻煞白。当时在附近的几个人说曾看见王安石拿着此奏折在手,手气得发抖。

在熙宁三年(一0七0)九月,司马光被派到外地陕西去做外任官。但是他留恋京都不忍去。他和王安石诚恳但有时很严肃认真的讨论新法,书信来往凡三次之后,才与他完全决裂。皇帝原先仍希望他在朝为官,皇帝数次告诉其他大臣说,只要司马光在身边,他不会犯什么大错。皇帝再三再四召他回朝,司马光都予谢绝。他的话早已说够,皇帝若不肯察纳忠言而中止骑此刚愎的蛮驴奔赴毁灭之途,则他的本分已尽。在他决定辞去一切官职退隐林下之时,他仍然怒不可遏。他写给皇上说:

“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泪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惠。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谓谗后也。伏望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则乞依范镇例致仕。或罪重于镇,则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从现在到十六年后神宗皇帝的驾崩这段期间,司马光要避门不出,倾其全力继续九年前即已开始的历史巨著的写作。后来,神宗皇帝罢黜王安石之后,打算重召司马光回朝主政,司马光唯一的回答仍然是:皇帝要立即废除新法吗?由此看来,这两个极端相异的政治思想,一直到最后,都是丝毫不变动而且不可能变动的。可是在随后一位皇帝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王安石已死,司马光也卧床 病重,那时他以宰相的地位发出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王安石为人并不甚坏。其过端在刚愎自用。死后朝廷应以优礼葬之。”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甚为重要,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都显然可见。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 互出现。有时悲伤讥刺,苛酷的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有时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以畅其义。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在正月蒙皇帝召见之时,皇帝曾称赞那篇《议学校贡举状》,并命他“尽陈得失,无有所隐。”苏东坡即认真遵办。那是他最后一次尽其所能求皇帝改变主意,这时所有高官大臣都已去职,一切情势都呈现不利。苏东坡知道,即便自己不遭大祸,至少将遭罢黜,是必然无疑之事。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的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警告皇帝说,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他说:

书日:“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雕,聚散之间,不容毫厘。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遣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已然。

但是,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 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苏东坡进而发挥这一点,我认为是这篇奏议中最重要的。就是政治上不同意一事之原则,有御史监察制度,便是具体的做法。根据苏东坡所说,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民主 政治体制,系表现于党 派间政见之歧异。苏东坡如生于现代,必然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全体同意原则,在基本上为反民主 。他知道,中国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两个人事事完全同意,而民主 制度的另一途径,唯有暴政制度。我从未发现民主 制度的敌人,在家庭,在国内,或是世界政治上而不是暴君的。苏东坡接着说:

孙宝有言:“周公大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座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敛在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君何缘知觉?

我想,把监察机构存在的理由与其基本原则,说得清楚明白,再无人能比得上苏东坡这篇奏议了。一个发挥自由 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众意见。

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萎之余,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询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

他把当时的舆论状况与古代相比,说:

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启谏亦击之……今日物议沸腾,怨磋交 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

苏东坡比较中国历代zheng府制度的异同,而发挥监察机构其所以存在之必要。在此他怦然以倡导者出现,其态度博学,其推理有力,其识见卓绝:

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末,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以古楼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因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因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纲纪,孰大于此?

苏东坡告诉皇帝,千万不可用威权慑服百姓而使之服从。他又提到有谣传恢复肉刑之说。数百年以前,有各种砍截人体 处罚罪犯之法,包括墨,剿,荆,宫四刑。这些残忍的刑罚在第二世纪之后,约在隋朝时期,除去宫刑,已然废止。此等酷刑之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当时谣传之甚,与日俱增。

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日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

苏东坡指出,当时商业萧条,物价飞涨,由京师附近各省,远至四川,谣言漫天飞,黎民怨怒,声如鼎沸,甚至深远至山区,酒亦属于专卖;和尚尼姑亦遭逮捕,没收其财产,官兵的粮们都遭减低。

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余辈,求利之器也。驱鹰大而赴林教,语人日“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习 驯。操罔答而入江湖,语人日“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答而人自信。

苏东坡相信皇帝会看得清楚国内的不和与纷争。他从良臣能吏之挂冠去职,舆论之背向不难判断。在数度对新政的指责之后,他力言因推行新政,皇帝已失去民心,皇帝本人及当权者已不为清议所容。

苏东坡上书之后,如石沉大海。三月,又上第三书。皇帝已临时下一诏书,严禁强销青苗贷款,但是却没打算废止此等全部措施。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正如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后来使情形恶化的,是苏东坡在神宗熙宁四年一月起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在任期内,他出了一道乡试考题《论独断》(全题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亡;齐小白专任管仲而罢;燕啥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这激怒了王安石。

苏东坡立遭罢黜。正如他所预期,虽然皇帝对他的忠言至为嘉许,王安石的群小之辈会捏造藉口,陷他于纠纷之中。王安石的亲戚兼随员谢景温 ,挟法诬告。当时流传一个谣言,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官家的卫兵,并购买家具瓷器,并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官方乃派人到苏氏兄弟运灵所经各省路途上,从船夫、兵卒、仪官搜集资料。苏东坡也许真买了不少家具瓷器,但并不违法。官差回去报称无所搜获,如有所获,必然带回京师了。

苏东坡的内弟,那时住在四川,苏东坡有信给他,信里说:“某与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不烦远忧。”

司马光回洛之前在京都时,皇帝对他说:

“似乎苏轼人品欠佳,卿对他评价过高。”

司马光回答说:“陛下是指有人控告他吗?我对他知之较深。陛下知道谢景温 为安石亲戚,控告也是王安石煽动而起。再者,虽然苏东坡并非完美无疵,他不比隐秘母丧不报的畜牲李定好得多吗?”

按苏东坡的政绩说,他而今应当官居太守才是,皇帝也有此意。王安石与谢景温 反对,使之任附近一县的判官;但是皇帝予以改动,任命他为风景秀丽的杭州太守。苏东坡对御史的弹劾不屑于置理,连修表自辩也不肯,任凭官方调查,自己携眷径赴杭州上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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