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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文化、艺术、教育

作者: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发表时间:2018-12-21 22:32:47 更新时间:2022-08-08 04:03:06

 1979年第一版加泰罗尼亚大百科全书关于我的那一章节,在介绍了我的学历和担任过的体育、政治职务后还加上这么一句话:“他是艺术品的收藏者”。我确实无法否认,我对于艺术的酷爱和我对体育的热爱不相伯仲。受家父影响,这份对艺术的激情可追溯到我的童年。我经常陪父亲去参观艺术画廊,主要是寻找20世纪初加泰罗尼亚的画作。他在这方面的收藏是颇具名声的。同父亲一样,我对加泰罗尼亚艺术家情有独钟,尤其是鲁西尼奥尔、卡萨斯、诺内尔和普鲁纳。还有新生代的艺术家们,如:道·阿尔塞特、让·庞斯和安东尼·塔彼斯。我的收藏日渐增多,主要的有拜海拉斯、费里乌·埃利亚斯、松耶尔、奥皮索·卡斯、坦伊斯、胡安·格利斯和戈塞等画家的。 
  与此同时,我也继续搜集内容幽默和体育题材的绘画,其中部分画作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和最近在弗朗西斯科·戈迭亚基金会展出过。戈迭亚的女儿莉丽安娜认为建立这个基金会是对父亲的最好纪念。我和戈迭亚不仅有着深厚的友谊,而且还钦佩他,尤其是他把自己在皮得拉尔贝斯的故居改造成一个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令我崇敬不已。我同样十分欣赏罗拉·安哥拉达的笔墨画和水彩画,在战后她进入暮年时我曾帮助过她,还有蒙塞拉特修道院院长埃斯卡莱也给予她不少帮助。在我担任国家体育局局长和西班牙奥委会主席期间,曾经完善了国际体育绘画双年展的事宜。这是由我的前任埃罗拉·奥拉索在我建议下创办的。 
  画家霍尔迪·阿卢马创作的“奥林匹克组曲”在此画展上面世,组曲由八版块构成,其中的“三块奖牌”,“足球”和“篮球”在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期间举办的文化活动中展出过。此后我又委托这位艺术家为国际奥委会所在地维迪堡创作了一作品。我同样委托雕刻家萨比拉奇斯创作了一幅奥运五环的作品镶嵌在马德里最高体育理事会所在地的墙上,为其增光添彩。那时他还在创作“墨西哥的纪念”,以配合奥运会文化活动。雕塑由旅居墨西哥的西班牙侨团出资,现在伫立在墨西哥城的奥林匹克和平大道上。我为在毗邻维迪堡公园购买的第一座雕塑就是萨比拉奇斯的作品。有一段重要但鲜为人知的轶事是关于天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原创名画“宇宙运动员”的来历。西班牙于1968年参加了墨西哥奥运会,但是由于与墨西哥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于是决定不参加奥林匹克文化活动。 
  但我曾许诺过让萨尔瓦多·达利的一幅作品参展。最终,马德里对此事持支持态度。在卡达克斯向各界介绍作品的当天,我对“神圣大师”说,按我的观点,这幅画的内容应该更丰富些,因为看起来略显空荡。我问他这幅画是否已经完成,他的夫人加拉听了我的评论后用很权威的语气说道:“这幅画已经完成了”。我向她解释,按我的观点,它还没完成,我向她提醒这次墨西哥盛会的重要性并指出画家的名声和西班牙奥委会的名声都将因此受到影响。这位神圣的画家大概注意到他的妻子与我之间的争执,便用达利式的惯常语气参与进来:“一幅画的重点是我们眼睛平视到的那部分。我向您保证,主席先生,我会为它添加些细节。”于是他这样做了。但关于“宇宙运动员”的事还没完,在这场争论中还加进了经济因素的争执。西班牙奥委会和国家体育总局就谁付给达利画酬和谁拥有这幅画的问题上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纯粹是官僚作风,一团糟。为此,我的好朋友、时任西班牙国奥会秘书长安塞尔莫·洛佩斯,用他特有的企业家的慷慨与果断,开了一张支票解决了这个难题,并由此成为这幅画的主人……这真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因为那时,在卡达克斯那幅画的价码已比所付稿酬翻了一番。总之“宇宙运动员”的创作是为了在墨西哥奥林匹克文化活动中展出,取得了很大成功。当我辞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和西班牙国奥会主席职位时,安塞莫便将这幅画赠给了当时的西班牙王子胡安·卡洛斯,他常对我们说他非常喜欢那幅画。至今,这幅2米×3米的巨大布画仍陈列于国王在萨苏埃拉王宫的办公室里。没有比那儿更好的归宿了。在我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那些年里,我致力于体育与文化的共同发展,把体育与教育联系起来。我认为这就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根基所在,也是它与通常意义上的体育运动的不同之处。 
  进入文化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在这个领域我也取得了辉煌的个人成就。在我加入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院的演说中,我一再表达了对艺术的巨大兴趣,让它尽可能多地体现在我负责的各个方面的工作中。我还记得顾拜旦男爵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一段话:“很久以前,在奥林匹亚围绕着古老的体育运动,聚集了众多的学者和艺术家,正是这一完美的结合使奥林匹克运动的声望大大增加。”顾拜旦男爵给我们指明了道路,把体育运动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这就是对奥林匹克主义的准确定义。由于我对体育运动、艺术和收藏都有特别的爱好,我尽力增加国际奥委会艺术收藏。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群精干的合作者帮助我寻找艺术作品以充实和丰富我工作过的那些单位的珍藏。 
  他们是苏普西、里瓦、博拉斯、蒙雷亚尔和胡利博士等。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博物馆的众多收藏品中有许多是西班牙艺术家的作品,我由衷地钦佩我国艺术家们的创造力,我也极力维护他们,为此有时得冒被攻击的风险。他们的天赋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创造力使那些无端怀疑我任人唯亲的人理屈词穷。西班牙的一些世界级著名艺术家为国际奥委会提供了大量的收藏品。它们在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里被数十万游客参观。我特别欣赏那些体育运动方面的雕塑和绘画。它们都是以上提到的那些西班牙艺术家和其他国家的艺术家的作品,例如西班牙奥委会捐赠给国际奥委会的由约瑟夫·克拉拉创作的雕塑“田径运动员”。该雕塑的一件复制品现立于汉城奥林匹克公园。还有由洛桑市银行捐赠的奥古斯特·罗旦创作的“美国运动员”;安托内·勃德勒的“巨人射箭手”;简·汀格利的“曲棍球”,尼可基·德·圣特—菲勒的“足球运动员”;费尔南多·波特罗的“玩球少女”;伊塔·米托拉的“铠甲”;那格·阿诺尔迪的“勒兰”和“2002年奥林匹克之门”,我还将后者复制了199件微雕分别赠给世界上199个有奥委会的国家和地区的元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瑞士画家汉斯·埃尔尼,他是第一位荣获奥林匹克艺术奖章的艺术家,他秉承了希腊风格,他在作品“奥林匹克艺术和体育激情”中展现了古典运动的激情。他还为所有夏季、冬季奥运会项目创作了一组绘画作品,在维迪堡执委会会议大厅中的一幅八米长的壁画也出自他的手笔。我要特别提一下“奥林匹克百年系列画”这个由50幅作品组成的极为精美的画集为纪念国际奥委会成立100周年而作,50位世界知名的艺术家共同完成了这一巨作。琼尼·派克、塔皮埃斯、阿达米、阿尔曼、本恩、赛萨尔、埃杜尔多·齐里达、埃罗、安东尼奥·洛佩斯和索尔·莱威特等人,为这个历史性日子赋予了艺术内涵。这些举世无双的作品的原创归国际奥委会所有,放置在博物馆内供人欣赏。我在任巴塞罗那省议长时,同时担任巴省储蓄所主任,让我感到骄傲的是,我得到了西班牙银行的授权,把这个储蓄所改名为“加泰罗尼亚银行”。那段时候,不论工作上还是个人私事上,我都无比信任安东尼奥·马拉加尔。我委托他全权负责,在帕雷斯厅举办的所有展览中,选出他最钟爱的画,并连同发票一起给我,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泰罗尼亚银行拥有了一座重要而有价值的美术馆,如今这个美术馆不仅是该银行的骄傲也为无数收藏家所羡慕。 
  后来,如众所周知,1987—1999年,我担任抚恤金储蓄所的主席,这是加泰罗尼亚地区最重要的金融实体。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忘记对艺术的兴趣,创建了名为“证明”的收藏馆,加泰罗尼亚银行与马德里、巴塞罗那及其他几个西班牙城市的主要美术馆签订了协议,从他们全年展出的作品中购买一幅画或雕塑供我们收藏。这样每年我们收购约140件作品,用以装饰银行总部以及分行的办公和文化场所。我们尽量多地购买艺术品的目的在于将来用它们反映西班牙某个具体年代的艺术概况。到目前为止,总共购得1300件艺术品,由艺术家洛拉·米特汉恩斯全面负责这一伟大的艺术创举。这项西班牙独一无二的工作,将来肯定会受到历史学家与艺术鉴赏家的高度评价。教育与奥林匹克运动  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是体育与文化携手并进的。在奥林匹亚举行比赛时,正是所有矛盾冲突都停止的休战期,不仅优秀运动员们聚在一起一争高下,而且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等文人墨客也相聚在那里各显其能。在庙宇里可以听到动人的讲演,还可以欣赏到艺术家们创造的美丽雕塑作品,这些艺术品是居民献给奥运保护神宙斯的。 
  1896年恢复奥林匹克比赛时,顾拜旦男爵就写道:“艺术与文学应该在现代奥运会上有所体现,和体育运动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奥运更加高尚”。顾拜旦一直在寻找反映体育精神的新的文学艺术作品。为此目的,1906年在法国巴黎的法兰西喜剧院的前厅举办过一届“艺术、文学和体育”竞赛,凡与体育有关的雕刻、绘画、音乐、文学、建筑等方面的作品均可参赛。这届竞赛之后,于1912年在斯德歌尔摩的奥运会期间举行了第一届“奥林匹克艺术竞赛”,顾拜旦男爵以热奥尔热斯·福罗德与埃什巴什为笔名送交了题为“体育颂”的作品参赛,并且获得了金质奖章。为了保持古希腊的比赛精神,恢复了“奥林匹克学院”的传统。这类学院的存在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事实上,关于奥林匹克学院的文字资料从希腊莫诺菲拉凯人时期起就有。莫诺菲拉凯是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种族,他们是法律执行的监护人。虽然从1927年起,皮埃尔·顾拜旦就想建立一所致力于奥林匹克思想研究与传播的机构,但直到1961年6月16日,国际奥委会才在希腊奥林匹亚古城创建了国际奥林匹克研究院。从那时起,就规定该研究院有三个主要目的:第一,维护奥林匹克教育所倡导的价值。第二,保护奥林匹克的文化与精神价值。 
  第三,传播、教授奥林匹克的历史。在世界青年中宣传和平理想与团结友情。国际奥林匹克研究院正式校址设在希腊,由能力出众的尼科斯·费拉雷托斯主持。同时还设一个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由希腊国际奥委会委员,四名希腊国家奥委会代表,三位在奥林匹克运动上有突出成就的人士组成。研究院的财政支出与设备的维护费用由希腊政府承担。国际奥委会给以必要支持,同时国际奥委会与团结委员会提出并通过每年应该资助的金额。这笔钱用于资助世界上有关国家的奥委会选拔出来的青年。洛桑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参与在奥林匹亚遗址举办的各种专题研究班,这些研究班是为各国际单项联合会、各国奥委会、各国奥林匹克研究院领导人以及体育记者、教练员、体育教师和医生等人员开办的。国际奥林匹克研究院的设施是非常现代的,参加研究的学员可以享受到各种优越的条件,这得归功于希腊政府在诸多辅助设施的扩建上慷慨解囊。建立研究院的构想在世界上得到了广泛落实。坦率地说,活动开展得比较好的是几所讲西班牙语的研究院,如西班牙与拉丁美洲的。后者是由才华横溢的前运动员、大法官、奥林匹克学者孔拉多·杜兰特斯领导。 
  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奥林匹克主义被定义为一种崇尚个人精神升华的哲学。因此,奥林匹克主义除了具有体育方面的涵义,也包含了文化和教育的意义。我们可以说,奥林匹克主义是为了创造一种生活方式,它通过个人拼搏、榜样的示范与尊重人类的普遍伦理原则给人以快乐。所以,国际奥委会在文化方面的工作是相当重要的。艾弗里·布伦戴奇主席也是这样理解的,他曾为文化委员会的创建四处奔走过,终于在1968年于墨西哥城举行的第68届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文化委员会确定的首要目标是改造1915年由皮埃尔·顾拜旦在洛桑首创的第一个奥林匹克博物馆,到1993年博物馆的改造工程竣工,奥林匹克现时最好的橱窗对公众开放。事实是,在我工作日程中,安排在重要位置之一的是力促文化委员会更好地开展工作。1995年,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何振梁先生出任文化委员会主席。他是一位善于把奥林匹克运动的如此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进一步推向前进的主席。他提出了一些能够给奥林匹克注入活力的新的构想。这些构想有近期的,也有中期的,都在实际工作中得以实现,如1996年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举办了一次在199个奥委会成员国中出版的与那届奥运会有关的作品展;1997年在洛桑举行了“体育与文化”论坛;1998年举行了“奥林匹克艺术与体育竞赛”,当今世界上许多年轻艺术家通过这项规模空前宏大的赛事,再现了艺术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作用和存在。此外,在2000年里,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我认为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在洛桑召开了“国际奥委会及其文化政策”讨论会,我们大家都参加了。在讨论会上,我们不仅更加深入地分析了业已走过的历程,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以后应该走什么样的路。第二件是举办了“奥林匹克体育与文学”竞赛,这次活动更好地体现了我们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关于艺术的思想。因此,我很为之感动。根据国际奥委会2000年委员会的建议,“国际奥林匹克研究院与教育委员会”(才能出众的希腊国际奥委会委员尼科斯·费拉雷托斯为该委员会主席)与“文化委员会”合并,组成了现今的“奥林匹克文化与教育委员会”。两个机构的力量合到一起,今后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上述各项竞赛无疑是那些帮助我们传播奥林匹克价值的专业人员的努力的最好奖励。同时,也证明奥林匹克形象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电视镜头与图像的介入,一件事在几秒钟内会传遍全世界。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我们举办了题为“最好”的竞赛,奖励最好的体育照片。而由洛桑市与瑞士罗曼德电视台赞助的“金戒指”奖,则授予在大型体育比赛中拍摄的最佳电视体育片。这两项奖励的举办给我们提供了了解伟大时刻的实证,所有资料都被精心地保存在奥林匹克博物馆音像档案柜里。这样一来,我们的图像记忆库将会日趋充实。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非常重教育与奥林匹克主义的宣传。根据我们与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签署的协议,在那里组建了一个奥林匹克教研室,该教研室得到以米盖尔·莫拉加斯教授领导的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支持。能够在一所大学里建立这样一个机构,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吗?这意味着国际奥委会这些年的工作得到了正式承认,在大学校园里对奥林匹克也感兴趣了。 
  此外,巴塞罗那自治大学与洛桑的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共同组织了一些与奥林匹克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如电视的覆盖面问题,奥林匹克志愿者问题,承办奥运会带来的经济效益问题,奥运村以及奥运会基础设施的利用问题等等。我们应该看到,国际社会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趣在持续增强。最好的证明是来自世界各地参观奥林匹克博物馆的游客与日俱增。参观者们不仅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感兴趣,而且对奥林匹克的现状与未来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各种文化形态都在从奥林匹克的源泉中汲取营养,这里我指的是雕刻、绘画,尤其是人称第七类艺术的电影,一场以形象来诠释与传播奥林匹克价值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正在兴起。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们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了运动员努力奋斗、激情洋溢与顽强拼搏的情景。我永远忘不了那部名曰《如火的战车》,我还记得克拉于德·莱卢什和卡洛斯·绍拉导演的《马拉松》以及比尤德·格里斯彭导演的关于洛杉矶奥运会的《辉煌的十六天》,还有莱尼·列芬斯塔尔给我们留下了永远不会忘却的《奥林匹亚》(一部关于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影片)。列芬斯塔尔在她98岁高龄时,参观了奥林匹克博物馆,亲眼看到她当时录制的全部资料与其他图像资料完好地保存在档案室里。 
  1981年,举行第一个“奥林匹克周”时,原想在洛桑放映列芬斯塔尔的电影片《体育场的英雄们》,但在放映前几个小时,我收到当地政府的一个通告,说有一批为数不少的青年人要抵制放映,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纳粹制度的颂扬”。今天,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然而那时我还是决定更换片子,换了一部蒙特利尔奥运会的纪录片。换片通告张贴出去以后,一帮青年人离开了,大约有80人。原来他们都是抵制者。举办奥运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它将来自全世界的人聚集到一起,并通过他们传颂亲眼见到的一切。因此,对东道主来说,这是向全世界展示自己形象的绝佳时机。为此,文化奥运应运而生,即在体育比赛进行期间,举办展览会、文艺会演、音乐会等一系列文艺活动,邀请有国际声望的艺术家参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奥运会开幕式与闭幕式上的文化节目,更能向世界人民展示主办国的民间传统特点。我想,大家都不会忘记汉城奥运会上的民间舞蹈、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那令人难忘的“地中海风情”,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奥运会上对土著居民文化的展示。我在任的21年间,总共旅行数百次,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我得出了下述结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不是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如石油)的国家,而是那些对人民实行最好的教育制度的国家。经验告诉我,对第三世界国家最好的援助就是帮助他们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无情的现实还告诉我,对上述国家的经济援助是如何化为乌有的。我再说一遍:一个民族最好的财富就是对人民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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