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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挑战权威

作者:祁淑英 发表时间:2020-04-14 21:58:44 更新时间:2022-08-08 10:12:53

第六章 挑战权威

  坐落在湘西深山地带的安江农校,渐渐地将袁隆平熏陶出了一种庄稼味儿。湘西的大地接纳了他,湘西的庄稼人接纳了他。湘西的大地是宽广的,湘西的农民是善良的。

  他带领学生们在稻田里搞试验,总是身先士卒,脏活儿、累活儿干在前面。他每每来到稻田里,总是弯下腰来,将鞋子扔到一边,脱下袜子,挽起裤脚,赤足踏田。脚板与泥土的摩挲,使他感到非常惬意,稻田里的那种芳香的气息,也使他陶醉。

  他赤脚在稻田里插秧、薅草,以自己的肢体与土地交流,用自己的肢体揣度水田的深浅和红土壤的松粘。当年人们大多使用农家肥,脏是脏了些,可是这个自幼在大城市里长大的知识分子,硬是不怕脏。袁隆平就是这样心甘情愿地与土地相厮守。他热爱土地,土地也以丰厚的果实加倍回报于他。当然这是后话。

  锄禾日当午,太阳火辣辣地悬在当空,忙了半晌的农民懒懒地来到榕树阴下,袒胸露背,汗水淋漓,躺在青石板上,凉风习习吹来,好不惬意!此时的袁隆平,依然头顶烈日,在田里劳作。

  “袁老师,该歇息了!”善良的农民呼叫着。

  “袁老师,快过来抽袋烟吧!”已经将烟丝装好烟袋的农民大声招呼着。

  袁隆平这才走近大榕树,坐在青石板上,从农民手里接过了烟袋,默默地、大口大口地抽起来。微风从沅水河对面吹来,挟裹着凉乎乎的水汽,汗淋淋的身子,顿时干爽了许多。每每与农民并肩坐在田头,他总有说不完的话。

  一位作家曾说过:

  “学者与平民之间,隔着一片苍翠的原野,如果学者越过这片原野,他就会变成一个圣贤。”就是从这个起点出发,袁隆平日后终于成为了一个“圣贤”。

  在田头,袁隆平与农民在一起,他可以听到许许多多关于雪峰山的传说。生长在这里的山民可以不停地讲出许许多多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绿色生命的传说。例如,一个湘西汉子为了给乡亲们除害,怎样变做一只苍鹰;一位少女为了恋人,怎样化做了雪峰山的美女峰;普渡众生的山神,怎样撒下一把珍珠,变成肥沃的稻田……

  他发现山里人总是把自己的期盼化做故事,化做美丽的传说。这一个又一个美丽的故事,构成了山民们对生命、对自然、对未来赞美的诗篇。

  1957年,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这期间,袁隆平阅读了毛泽东主席在20世纪40年代写给毛岸英和毛岸青的一封信,信中写道:

  岸英、岸青: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需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袁隆平在毛主席要年轻人探讨“真学问”的思想鼓舞下,敢想敢干,决心敲响安江农校向科学进军的大门。

  20世纪50年代,那是苏联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在中国盛行的年代。袁隆平作为遗传学教师带领学生们按照他们的学说进行试验。开头,他们选择红薯进行“无性杂交”。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以期得到一个“无性杂种”,那就是要它上面结籽儿,可以进行种子繁殖,以节省大量种薯;地下结红薯,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当他们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苗上以后,嫁接苗很快成活了,发芽了。但要使其结籽儿,必须进行短日照处理。当年安江农校试验条件非常差,没有遮光设备,袁隆平将自己的床单和被单统统拿出来,用墨汁涂黑,充当遮光屏障。

  由于袁隆平的精心培植,月光花与红薯的嫁接果然长势良好。地下长出了红薯王,最大的一蔸重达13.5公斤;地上也结了种子。为此,黔阳地委在安江农校袁隆平的试验田里召开了现场会,这使得安江农校的师生深受鼓舞。

  这期间,袁隆平在米丘林、李森科关于“无性杂交”理论的指导下,带领他的学生们进行了多种作物的“无性杂交”,培育出了一批又一批农作物新品种。诸如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长出了西瓜不像西瓜,南瓜不像南瓜的一种新瓜;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地上结出了西红柿,地下长出了马铃薯……

  在“大跃进”的声浪中,袁隆平的试验成果备受赞扬。在全国跃进成果展览会上,有袁隆平科研成果的展台,记者蜂拥而至,全国多家报刊上出现了袁隆平的名字。

  1958年,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将嫁接培育的那些特殊种子适时播种。可是,长出来的作物却令他非常失望:月光花与红薯嫁接结出的种子,长出来的依然是月光花,地下再也不见红薯的踪影。其他那些奇花异果也毫无二致。于是,袁隆平对自己搞的“无性杂交”研究开始动摇了,对于李森科遗传学说中的观点也产生了怀疑。他想到,从遗传学的角度考察,他所进行的“无性杂交’’试验,其变异性状不能遗传给后代,进行这样的试验,始终跳不出嫁接培养和环境影响的小圈子。他开始默默地问自己:进行这样的“无性杂交”试验,前途在哪里?

  袁隆平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传统观念。在他看来,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既然从事多年的“无性杂交”试验已经失败,只好毅然抛弃它,大胆地去探索新的路子。

  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提出了遗传单位“因子”的新概念,阐明了关于生物遗传的基本规律,即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并且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杂交研究方法,把遗传学研究从单纯的观察推进到定量的计算分析,为近代遗传学奠定了基础。

  美国遗传学家摩尔根,在孟德尔定律的基础上,发展了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创立了遗传的染色体和基因学说,从而获得了1933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奖和医学奖。摩尔根的染色体和基因学说,被誉为20世纪遗传学的重大发展。

  然而,当历史推进到20世纪50年代,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却被前苏联和我国的某些学术权威视为异端邪说,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生物学理论”等帽子,受到有组织的批判。他们把孟德尔、摩尔根的学说斥为“反动的、唯心的”学说,某些人企图以这种非常手段巩固米丘林、李森科绝对权威的地位。

  这期间,袁隆平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对毛主席关于“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是来源于社会实践”的思想坚信不移。对几年来他根据李森科学说在科学试验中进行“无性杂交”所产生的“无性杂种”不能遗传等现实问题,开始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深入研究。他既研究米丘林、李森科,又研究孟德尔和摩尔根,同时研究达尔文、魏斯迈,结合实践,进行比较和分析,用实践去检验,决心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袁隆平非常崇拜希腊的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总是引导人们认识自我,追求智慧的生活,学会用自己的头脑思维,学会怀疑权威乃至教义。

  同时,他也想到,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创新的民族,也是一个保守的民族。这种保守来自于对大自然的依赖,来自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崇拜传统观念,依赖自然,便是这种保守思想的体现。然而,当年的青年知识分子袁隆平由于既肯于学习科学理论知识,又重视科学实践,所以他总能够及时摆脱保守思想的束缚,总能够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1960年初春季节,袁隆平伫立在沅水洲头的一个橘园里,只见那橘树枝头开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白花,一嘟噜,一串串。可一位果农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将许多小花连着枝条都剪掉了。他不解地问那果农:

  “老伯,你把那许多橘花都剪掉了,多可惜呀!”

  “花长得太密了,难结果啊!”

  老果农的话,使袁隆平深受启发,他想到:橘树的花太密了难结果,而人生的目标太多了,同样难以实现啊!他进而想到,自己已是而立之年了,该选准自己的拼搏目标和科研课题了,再也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杠子了。

  在他看来,粮食作物是陆地上生态系统的主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而水稻则是地球上主要的粮食作物。在这个地球上,玉米种植面积数第一,水稻种植面积数第二。可以这样说,在日常生活中,人和稻米是须臾不可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稻米养育了人类。

  就是从这一年的春季开始,袁隆平选择了水稻纯系选育和人工杂交试验的科研课题。试验场地就设在学校分配给他的半亩自留地上。

  从此,袁隆平踏上了一条崎岖的探索之路。

  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杂交有没有优势?这种优势能否为人类所利用?袁隆平就是向着这样的问题发起了挑战。

  早在1926年,美国人詹斯首先揭示了水稻的杂种优势现象,此后,詹斯的理论虽然被美国遗传学家辛洛特和邓恩否认了,但是,他的理论依然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广泛关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印度人克丹姆,马来西亚人布朗,巴基斯坦人阿乃姆,日本人冈田正宽、奈良芳次郎等都先后开展过杂交水稻的研究。尽管上述学者的研究均未能取得成功,但是勤于学习又精通英文的袁隆平,还是受到了西方科学家的启发,决心继续杂交水稻的科学研究,以便通过杂种优势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1960年春天,袁隆平在他那半亩试验田里,把稻种播下去,几天以后秧苗出水了,绿莹莹,嫩生生的,向他伸展着一只只嫩绿的小手,可爱极了。他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而后为它们一个个安家,目睹着它们拔节、分蘖、抽穗,由嫩绿而变为深绿……

  他认真地观察着每一株水稻的成长,一次偶然的发现,使得他的眼前为之一亮——他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俏丽而挺拔的株形,手掌般的稻穗,那样生动、那样鲜活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它像是拥挤的生命中的一位巍然挺立的俊美少年!他发现了它,如同发现了一座金矿,真是快活极了!想不到这个偶然的发现竟然影响了他的一生。

  他将这“鹤立鸡群”的稻株结出的170粒稻种精心收集起来,次年,播种在瓦罐的培养土里,栽插在窗前的试验田里。他看着它们一天一天地生长,如同注视着共患难的手足兄弟,感到一种心灵相通的愉悦。

  然而,其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那株原本优势很明显的种苗,其后代的性状竟然发生了分离,居然没有一株赶上它的前代。秧苗长势七长八短,抽穗后穗短粒小。袁隆平凝视着变异的稻株,突然眼睛一亮,灵感顿时涌上心头:那“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品种间的杂交优势现象,很可能是一株天然杂交稻的杂种第一代!

  “啊,那正是一株天然杂交稻啊!”

  这一判断在他脑海中确定下来以后,他便开始对那些变异的植株进行仔细的调查:高的、短的,早熟的、晚熟的……一株一株地记载,反复地统计、运算,证明这“杂种第一代”完全符合孟德尔学说的分离规律。

  就在苦苦思索之中,他想到,第一年选育的那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稻并非纯种,所以,第二年出现了分离。倘若按那株杂交稻的产量来推算,那么,亩产可以达到600公斤,这便是水稻杂交的优势。

  想到这里,他眼睛又是一亮:啊,水稻杂交原本有优势!

  水稻杂交有优势,这是袁隆平从实践中得出的一个突破性的结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论!

  就是这一株偶尔被发现的天然杂交稻,带给袁隆平灵感,带给他机遇,他的成功之路将从这里开始。

  由此,袁隆平萌发了利用这种杂交优势提高水稻产量的设想。

  然而,袁隆平的设想与传统的经典遗传学观点相悖。美国著名的遗传学家辛洛特和邓恩合写的《细胞遗传学》一书,明确地指出了水稻杂交无优势。美国哈佛大学的教科书《遗传学原理》中明确写道:

  “稻麦等白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所以,当袁隆平提出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时,遭到某些权威学者的反对乃至嘲笑。

  “没有错误的实践,只有错误的理论。”袁隆平根据自己在实践中观察到的现实状况,反复思考着。他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对于“白花授粉杂交无优势”的观点,他大胆质疑,勇敢挑战,毅然坚持将“水稻杂交优势利用”作为自己的科研目标。

  就是从这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稻开始,袁隆平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科研命题:要在实践中学会利用水稻的雄性不育系,学会利用水稻的杂交优势。

  不久,袁隆平设计的一整套培育人工杂交稻的方案诞生了。他准备先培育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然后通过“三系”配套进行循环杂交,完成不育系繁殖,进行杂交制种并用于大田生产。

  从此,“杂交水稻”这个概念伴随了袁隆平的一生,成为他毕生不懈追求的事业。

  从此,美国哈佛大学的教科书《遗传学原理》将在袁隆平的手下改写;某些遗传学权威的结论,也将在袁隆平的挑战面前,不得不重新加以修改。

  恩格斯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物质的任何有限的存在形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

  袁隆平用他的实践经验,证明了恩格斯的这一科学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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