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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 发表时间:2020-04-14 21:56:27 更新时间:2022-08-08 10:12:46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灯光辉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这里选举国家领导人。九时三十分,大会宣布:朱德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时,朱德已近七十三周岁高龄了。

  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是朱德提议的。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朱德。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议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十二月二十九日,朱德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和书记处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这封信,充分表现了他那无私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信是这样写的: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你给我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候选人名单一份,我同意。

  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

  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此致

  敬礼

  朱德

  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德担任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以后,他又连续当选第三、四届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后共十七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负责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的批准和废除,决定特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任免等。

  朱德担任委员长期间,主持了一百七十多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定了几十项重要法令,听取并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做了大量工作。尽管他年事已高,每一次人大常委会议召开前,他都要对审议的议案和会议程序,认真地进行研究和安排,并提前到会,详细了解会议的准备情况,同副委员长们商谈有关问题。

  “决定特赦”,这是《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之一。一九五九年九月国庆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①这一建议由《人民日报》公布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朱德多次主持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特赦问题。对那些战争罪犯实行如此宽大的政策,当时有些人一时还想不通。朱德耐心地做了许多工作。

  他在一次人大常委会讨论特赦问题的会议上说:我们党十多年来对战犯一直实行宽大政策。有人说我们“宽大无边”,这是不对的。现在看来,对战犯也好,对其他犯人也好,还是实行以教育改造为主的政策好,这样可以争取他们思想和行动上的转变。只要他们转变了,人民就应该宽恕他们。②在这次特赦中,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释放了。当时国外报纸上有评论说:这件事表明中国统治的巩固。它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朱德在一次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碰头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又说:他们要反对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社会主义确实好。我们相信,他们中间许多人是可以改变的。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从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消灭了,人却留下来了,阶级斗争变成了思想问题。我们这个办法比较好,连宣统皇帝也是可以改造的。③到一九七五年三月,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并给予公民权。这样,所有在押的战犯都获得了释放。

  朱德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一直抱着兢兢业业的态度。他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很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④这确是他自己实际行动的写照。

  七十多岁高龄的朱德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后,继续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视察,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

  当他就任这个新职务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仍在全国各地继续向前发展。朱德对许多地方急于改变农业、商业、手工业的所有制问题十分担心。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他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结合的问题。不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农民就没有积极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否则,农民总要向外跑,不安定。又说:过去的商业网点被打破了,结果东西没有了,吃了亏。这实质上还是一个所有制问题,即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三者的关系混淆了。⑤五月二十七日,朱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一起离开北京到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视察。沿途朱德反复强调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六月一日,他在听取中共抚顺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比如房子如果归个人所有,就可以鼓励群众自己盖房子。“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

  ⑥六月十日,朱德在中共旅大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还是要有家庭,有了家庭,就要考虑衣食住行问题。秋后要把粮食分给社员,愿意吃自堂的自愿参加,实行饭票制,自己拿钱;不愿吃食堂的可以回家吃,完全自由。⑦六月十五日,朱德和董必武、林枫前往吉林省视察。次日,朱德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十年、二十年不变。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农民富裕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群众的生活越富越好。他在谈到手工业问题时说: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国营工业的要转回来,以减轻国家的负担。要实行国营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⑧六月二十日,朱德、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辽宁、吉林两省时看到的情况。报告中说: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大大落后于工业。报告中还以很多篇幅谈到大多数群众不愿意常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他们说:“在当前的群众生活中,食堂问题是一件大事。”“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参加常年食堂,原因是:(1)东北冬季时间长,各家都需要烧炕取暖,如果食堂和家里立两炉火,浪费很多煤火;(2)食堂设备条件差,不能做到家里那样饭热炕暖;(3)自留地分下去后,在家里做饭可与饲养家畜家禽结合起来;(4)群众感到在食堂吃饭,对来人待客、婚丧嫁娶有诸多不便。”他们建议,“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重新集中粮食。”⑨当天,朱德和董必武、林枫又前往黑龙江省视察。回京前,朱德向省委负责人尖锐地批评“大跃进”中刮起来的“共产风”,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生活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家庭还是要恢复起来,少不了家庭。那么多婆婆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能负责?”“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定巩固。”

  ⑩

  朱德、董必武、林枫回京后,又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黑龙江省时看到的情况,并且谈到应该鼓励群众自己修建住房。报告中说:“在公社化以前,群众建筑了不少房屋。公社化以后,由于群众对住房私有政策一度发生误解,对自己居住的房屋不修不建。根据这一情况,今后除贯彻执行房权私有的政策外,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鼓励群众自己修建房屋。

  黑龙江省委最近提倡建房储蓄,并准备供应群众一部分木材和玻璃,这一措施是很好的。”(11)在这前后,山东省有人给朱德写信,反映当地公社党委虚报粮食产量。

  朱德立刻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马上派人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及时作了处理。这年夏天,朱德还亲自召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干部谈话,严肃批评了“共产风”,指示他们根据宪法和党的有关决议,研究保护公民合法的生活资料所有权问题,并提出具体意见供中央参考。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通常称为庐山会议)。这次会议的最初目的是:总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

  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七月六日,他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说:去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点。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12)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和一些省(主要是中南各省)的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发表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是针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出来的。

  六月八日,他对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13)七月九日,他向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指出:“去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也受到了很大掼失。现在应退回去,首先要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可以允许公社社员搞些副业。”“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有些担心。当这么多人的家是当不好的。”“问题是要认识社会主义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经济活动要实行商品等价交换。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到达共产主义。”

  在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朱德说:“如果去年不发那阵疯,不知要多拿出多少东西来出口。但是,现在还有人思想不通,责备外贸部外销太多,而外贸部也居然承认错误。”“我看广东还是要多搞外汇,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国际市常”他提议可以从国外买回原料,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他说:“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对有些人还说不服,就是买回原料制成成品出口,比如进口橡胶、棉花,出口胶鞋、棉布等。这样的事不让搞是不合理的。”对价格政策,他主张应该根据实际需求情况有升有降。他说:“限制价格的办法值得研究。有些东西价钱给少了,生产也就少了。一提价生产就能发展,涨一点价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多了再降价。”“凡是出口需要的和国内需要的东西,还是要提价。”(14)七月十一日,朱德对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省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是对公有制的补充。

  保留一点私有制,把家庭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才会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否则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朱德还强调:“我们的经济管理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制。不论是国家对国家,还是国家对人民或人民对国家都应如此。”(15)七月十三日,朱德又对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说:“我认为,对外贸易还是要做的大一点。出口额下降是去年吃‘大锅饭’的结果。这是许多省都承认了的。但是,四川、河南还不承认,还要吃‘大锅饭’。”(16)七月十六日,朱德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了解河南省的“大跃进”情况。吴芝圃汇报说:河南省现在“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不愿吃食堂,大多数人仍然愿意吃食堂,这是历史形成的。”朱德听后说:“还是要实行自愿原则,吃好吃坏自己负责,不要实行包的办法。”“你们省有百分之五的社员愿意回家吃要允许,不要戴帽子,不要歧视。”又说:“去年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怪下面,问题在于‘跃进’的速度和时间,没有条件办的也硬去办,如大炼钢铁。去年是拿钱买经验。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佯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的吃。”“公共食堂建立时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要认真研究一下农民的心理,要向农民讲清楚,并让其讨论,否则没有人敢讲话。”(17)正当大家对纠正“左”倾错误讨论得很热烈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封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党的主席坦陈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但它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讨论。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批评彭德怀的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并提出要进行批判。

  于是,会议的方向陡然发生逆转,由纠正“左”倾错误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在这种风云突变的情况下,朱德对彭德怀虽然也进行了批评,但是他仍很注意分寸,没有乱扣帽子,并且一再肯定彭德怀的信的积极一面和他的优良作风。七月二十五日,朱德在第四小组会上说:“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但是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18)七月二十六日,彭德怀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当天,在分组讨论彭德怀的“检讨”时,朱德在小组会上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19)毛泽东对朱德的发言很不满意,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批评朱德的发言“未抓到痒处”。

  八月二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始在庐山举行。会议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八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八中全会结束后,朱德离开庐山回到北京,参加中央军委于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因为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曾严肃地批评过“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在这次会上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迫作了“检讨”。

  在批判朱德时,林彪表现得异乎寻常地积极。九月十一日,他在会上恶意攻击朱德是什么“老野心家”、“想当领袖”,甚至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地宣称朱德在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朱德听到后只是平静地对康克清说:“总司令不是我要当的。”他又说:“我当没当过总司令,毛主席最清楚。”

  (20)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中央军委作了重新调整,并于九月二十六日发出通知:毛泽东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等为常委。军委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十月,中共中央将朱德在这次会议上的“检讨”在党内下发。

  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反右倾”斗争。

  这场错误的斗争,打断了原已开始的在经济建设领域内纠正“左”倾错误的积极进程,严重损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地泛滥起来:提出要在全国掀起“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否认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客观事实;再度确定钢铁和粮食产量的高指标;把“包工”、“包产到户”等正确作法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提出在三到八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要求在全国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认为这是有助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

  朱德对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左”的指导思想和作法虽仍持有不同意见,但由于已受到错误的批判,使他难以继续公开表示。然而,朱德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他以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见。仅在一九五九年十月至十一月的两个月内,他在北京视察了石景山钢铁厂等三十多个工厂企业。一九六○年又先后视察了上海、广东、湖北、北京、陕西、贵州、四川、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市的一些工厂企业和人民公社。朱德在外出视察时,一再强调要发展科学技术和农业多种经营。

  一九六○年二月二日,朱德视察广东省从化县城郊人民公社综合农场时指出:“你们要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要搞综合利用。”(21)这年三月,朱德在视察陕西、贵州和四川重庆后,和夫人康克清一起回到他离别了五十多年的故乡——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常这是他离乡后第一次回去,也是最后一次。他曾七次到四川视察,但只有这一次回去探望了家乡亲人。

  三月九日,他们从南充市出发,乘车沿着群岭逶迤、排峰突兀的大巴山北行。经过蓬安县和营山县时,听取这两个县委负责人汇报工作。他向营山县委负责人叮嘱道:粮食生产一定要过关,否则哪个国家也养不起我们这么多人。(22)在听取仪陇县新寺区委负责人汇报时,他说:你们要注意发展社办工业,增加社办工业的比重,还要注意发展副业生产。(23)朱德回到家乡后,用祖上传下的客家话问堂兄弟:“你们为啥都这么黄皮寡瘦,说话都吊不起气?”堂兄弟直通通地说:“还不是因为肚子吃不饱!”

  朱德听后,用拐杖猛敲了一下地面,摇摇头说:“我知道了。”(24)当天,马鞍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朱德:前几年看到他关于多种茶树的指示后,马鞍公社已种了三百亩茶树,办了一个茶场,计划今年把茶田扩大到一千亩。还发动群众采山货,挖药材。朱德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我们四川号称‘天府之国’,那是指成都坝子一带。象我们这些山区,就是要发展多种经营。”(25)他特别指出,要根据山区的实际情况,开发山区的土特产。

  仪陇县委请朱德参观在他的旧居举办的陈列。土改时,仪陇县曾计划修建朱德同志革命纪念馆,向中共川北区党委请示。朱德知道后,从北京打电话给川北区党委,要求他们立即转告仪陇县委:纪念馆不要修。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个地方,不能让他们迁走。要把那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以利于发展生产。一九五九年,因为来访的中外宾客很多,仪陇县将朱德父母住过的几间瓦房修整好,建立起朱德同志旧居陈列馆,还陈列着朱德少年时代用过的劳动工具和学习用具。朱德看完后说:“不要搞这个了。在这里办所学校,节省开支,让娃娃们念书。你们看现在就改好不好?”事后,他又几次给省委、地委打电话,再三叮嘱:把那个陈列馆办成学校。以后仪陇县委书记到北京,朱德见面后又问:“学校办起来没有?”县委书记告诉他办了一个班。朱德说:“太少了,多办几个班嘛!”县委书记解释道:天天有人来参观访问,得留几间房子陈列展品。朱德坚持说:“琳琅寨那个陈列馆,请保留我的意见。”(26)三月十一日,朱德回到仪陇县城,在同中共仪陇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仪陇这个地方,有山林竹木、山货药材,可以发展蚕桑、油桐、白蜡,还可以种植果树,生产潜力是很大的。你们一定要根据山区的特点,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发山区富源,发展山区的农、林、牧、副、渔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努力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并嘱咐,“你们要老老实实办事,关心群众生活,有事多和群众商量。”(27)第二天,朱德回南充后,在听取中共南充地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加速农业的发展,对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都有很大意义。要大力发展山区生产。“山区也有山区的长处,要根据地形的不同,从实际出发,适宜于长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强求一律。”(28)三月二十日,朱德到河南省视察。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向他汇报农业问题。朱德指出:“农业的重要问题是改革技术。”“工业一定要支援农业。”

  (29)

  四月二日,朱德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这次外出视察的情况。报告中提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都不相同,农作物的种类又非常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

  “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30)朱德坚持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的这些主张,实际上表明他对“以粮为纲”和取消商品生产这些“左”的错误仍是不同意的。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的继续发展,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愈来愈严重,一九五九年的工农业生产遭到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破坏。从一九六○年上半年起,全国的市场供应日趋紧张,粮食供应更是严重不足。一九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31)朱德对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极为关注。六月十一日,他在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致函刘少奇,对解决当前粮食不足问题提出四条意见:一、要多种红薯、玉米、高粱等高产作物,以增加粮食数量。同时,还要多种瓜、菜,以代替粮食,做到有啥吃啥。二、在新疆、青海、内蒙和东北等高寒地区,要多种深根作物,如糖萝卜等。三、在粮食吃法上,应提倡粗粮和细粮混吃。四、要注意发展短途运输,以便把“死角粮”运出来。

  (32)中央很重视朱德这封信,把它作为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之一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

  严重的经济困难,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一九六○年下半年,中央开始注意纠正以“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调整有关政策。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33)朱德对这些规定十分赞赏。

  不久,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等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朱德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他着重讲了“农轻重”的关系问题。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对农村工作情况和“农轻重”的关系搞清楚了,摸到了底。过去我们虽然也常说“农轻重”,但实际上没有那样做,仍然是“重轻农”。我国的轻工业和手工业是有底子的,今后应注意发展轻工业。钢铁工业宁肯少建设一点,也要多给轻工业一点投资,这应该成为今后的长期方针。轻工业发展了,可以多出口一些轻工业产品,换回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来。今后的对外贸易,主要应出口轻工业产品,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主要出口农副产品。这是一件大事,应该重视。(34)接着,中共中央又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进行整风整社。一月十八日,朱德在全体会议上发言,高兴他说:今年我们是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很好。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再来发展重工业,这是正确的方向。他还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发展农业一定要注意开荒和兴修水利;发展交通运输业要特别注意发展铁路和轮船运输事业,因为我国的铁路和轮船运输事业比较落后,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了,就可以减少人力运输,以便腾出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和轻工业生产。

  (35)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这次会议是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重要转折点,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会议刚一结束,朱德立刻在一月二十日离京南下,到上海、浙江进行调查研究。一月二十六日,他在视察杭州西湖人民公社龙井茶叶生产队时,健步登上狮子峰,俯瞰盘山条田和碧绿的茶树,怀着喜悦的心情对陪同人员说:我国荒山很多,如果都能象这样开发出来,在南方种上茶树、柑桔,在北方种上核桃、柿子,能创造多少财富啊!这才叫“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呢。他还即兴作了《看西湖茶区》诗一首:狮峰龙井产名茶,生产小队一百家。

  开辟斜坡四百亩,年年收入有增加。(36)朱德在浙江视察时,认为在养蚕中实行“四包一奖”制的经验很好。一月三十日,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浙江养蚕的经验是,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量、包产值、包工分、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四包一奖”制。

  凡实行这一办法的地区,群众满意,包产顺利。(37)随后,朱德又到福建、江西、广东视察了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并听取三省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和八届九中全会精神情况的汇报。当时担任福建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的梁灵光回忆道:“我向他汇报了福建的工业生产情况和发展经济的设想。

  朱总听得很认真,听后谈了一些意见。我现在记得的突出的有两点:一是要重视对外贸易工作,发展对外贸易,千方百计增加出口产品的数量,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打入国际市场,这样就可以增加外汇收入,积累外汇,加强经济建设;二{ewc MVIMAGE,MVIMAGE, !09100020_0702_1.bmp}是除了发展工业外,还强调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发展工艺品,这样既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也可以组织出口,赚取外汇。

  当时福建面对金门、马祖,被强调为地处前线,资金摊不到,项目排不上,发展工业有困难,成了沿海各省中经济最落后的省分。朱总根据当时情况,强调多发展工艺产品。现在看来,朱总的这些意见都是很对的。”(38)对福建的农业,朱德“主张搞多种经营,认为国营农场应成为多种经营的基地,不能单打一搞粮食。”(39)在福建期间,他还去看望了原国民党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并且事前叮嘱:“不要告诉他,如果告诉他,他就要来的。”他们谈得很欢洽。第二天,陈绍宽带了一束自己种的鲜花去看朱德,朱德也还赠了一盆兰花。陈绍宽很受感动,“经常对人讲,朱总司令为人好。”(40)三月六日,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福建、江西两省的情况时着重指出:包产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自上而下指派的办法,使生产指挥权真正掌握到群众手中。“群众普遍反映有七满意:对退赔兑现满意;对分配兑现满意;对超产奖励满意;对自留地满意;对‘三包’落实满意:对于部作风转变满意;对春节供应满意。”(41)在广东视察期间,朱德于三月十三日在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了要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问题。他说:“最近几年来,我们对兄弟国家的贸易做得比较多些,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则做得比较少。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主观上注意得不够。就现在的形势来看,帝国主义的‘禁运’是禁不住的。”因此,今后“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要增加一些。港、澳是自由港,离我们又很近,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一个很好的阵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阵地。”

  他提出:在外贸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以进养出’和‘以出带进’这两条”,“所谓‘以进养出’,就是进口原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口。”

  “所谓‘以出带进’,就是只有多出口才能多进口。”他还说:“我们的对外贸易不是搞一年就拉倒,而是要长期搞下去。”(42)三月十四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会后,在三月二十四日离开广州,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视察。朱德看到四川省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感到十分高兴,四月三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中央紧急指示信传达贯彻以后,四川的手工业、自留地和集市贸易都恢复得比较快。小商品、蔬菜、食品等均不太缺乏。集市贸易很热闹,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农民很高兴。今后要使市场比过去更繁荣是完全有可能的。

  手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的增加,使农民家家富裕起来,生活过得好些,也是有可能的。(43)朱德回京后在五月九日给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这次外出视察的情况,并对一些问题提出意见:第一,“六十条”贯彻以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已经普遍地注意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第二,河南省虽然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困难仍然很大:农民体力弱,患浮肿病的人还不少,牲畜死亡多。第三,四川农村的公共食堂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陕西的群众说,农村的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浪费时间;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五是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据豫东调查,允许杜员自己回家做饭吃,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第四,手工业在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存在不少问题。第五,集市贸易恢复后,市场活跃了,产品增多了。但是,也出现了投机倒把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国营商业对集市贸易的领导。第六,现在县与县、社与社之间,仍然进行经济封锁,物资不能互相交流。这个限制必须迅速打破。第七,国家规定“不许长途贩运”,这一条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因为许多肩挑小贩,对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有很大作用。(44)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继续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问题,制定《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等文件。

  朱德在会上先后两次发言。他在五月三十一日的发言中说:农民对一九五七年是很留恋的。这说明高级社时期的工作走上了轨道。一九五八年以后就搞乱了。现在主要问题是解决粮食问题。农民总要有点多余的粮食,这些粮食国家就不必去统了,可以用来解决市镇本身的需要。农村市镇上的茶楼、酒店、饭馆要恢复起来,这是农民十分需要的。有些工厂、合作社合并不当的,要恢复原来的状况。(45)在六月六日的发言中,他指出:现在收购农副产品的办法太死,收购的种类也太少,这样不好。今后要改进收购办法,扩大收购种类。另外,现在的收购价格也不合理。如今年的水果比往年增产,但收购上来的却很少,原因之一就是收购价格太低。这几年农村的牲畜死了不少,农具损失了很多,生产力遭到了破坏,这是个大问题。现在要把农村集镇的铁匠、石匠等手工业者都迅速地组织起来,恢复生产,帮助农民建立家务。(46)会议结束后,为了了解“手工业三十五条”的贯彻执行情况,朱德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郊区和武汉、广州等地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材料及时转报中央。七月二十九日,朱德在转报《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时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三条意见:第一,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劳力安排恰当,分配合理,这方面的生产是大有可为的。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在农业上实行小段包工和建立责任制,以便加快农业建设速度,抽出较多的时间参加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第二,北京市城市人民公社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现在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这既不利于调动生户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叉重复了“一平二调”的错误。是否在各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较好。第三,现在城市人民公杜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资福利制度很乱,职工在这方面的意见不少。如果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在工资福利上,各厂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一定的工资福利标准,酌情自行调整。(47)十一月二十一日,朱德在转报《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材料》时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说:“武汉市和广州市,已将城市公社工业调整为手工业合作杜或单独核算的小集体企业,结果很好。我的意见,全国城市工业,均应参照武汉市和广州市的办法,适当进行调整。”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有些地方对手工业工人的雇佣关系、合作关系和师徒关系分不清,以致将不少手工业技术工人错划为小业主。应该指示各地,根据一定的标准,适当纠正。”(48)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困难还很大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二月三日,朱德在山东组会议上发言。他在总结几年来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党内斗争有时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经过这次会议,我看可以把平反的工作搞好,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祝有那么一些人,在‘反右’中总觉得高指标都对,不搞高指标就‘右’了。所以,风刹不祝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朱德还根据他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指出:“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

  “解决党内问题还是要和风细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工作发生了错误,只要上面肯作自我批评,下面怨气就容易消。”“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应当治病救人,不能搞惩办主义,无情打击。要很好地爱护干部,尊重党员的权利。”(49)朱德在发言中还总结了生产方面的经验教训,他说:“这几年出了歪风,但生产积极性、工作积极性还应该保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应该搞。问题是要稳步地、实事求是地搞好,这样积极性就会更高。干了一件事再干一件,不搞盲目的积极性,不能做不到的偏要做,强迫命令,惩办主义。那一套‘左’的歪风要痛改。”“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的搞。

  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要从我们的底子出发,不要从上头来个大计划,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全党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50)为了将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及时贯彻下去,进一步执行调整方针,更好地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德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就启程赴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等地视察。他在视察中,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耐心地向当地领导干部做思想工作,并及时向中央反映下面的实际情况,也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朱德在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谈话时指出:要搞东西,搞家务,否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手工业由全国包起来吃亏不校平均分配制度,再过二十年也搞不起来。还是要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取酬。(51)视察浙江和江西两省后,朱德在三月三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群众感到满意的是:第一,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第二,把生产队划小;第三,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第四,允许种自留地和开小片荒;第五,停办公共食堂。又说:群众的家庭副业、自留地和开小片荒等,不仅不影响集体生产,而且是集体生产必不可少的补充。(52)朱德在视察中发现,有些地方在恢复供销合作社时,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形式混淆了。他回京后,在四月十六日写情给周恩来,提出应该严格区分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形式。信中说: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分工,不是在售货种类方面的分工,而是在所有制方面的分工,即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供销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两者应平等互惠地做生意,依照合同和规章办事,实行经济核算,彼此不能混淆。又说:我国地广人众,尤其山区交通很不方便,只靠国营商业是不行的。

  只有发展集体经济,才能减轻国家负担,国营商业也才能办得更好。(53)五月七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五月八日,朱德在小组会上针对那种认为农民发展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倾向”的错误看法说: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了,要解除禁令!

  在农村要两条腿走路,正业(农业)和副业两不误。“农民的衣、食、注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54)会后,朱德从五月十五日起,又先后去陕西、四川、云南三省视察。五月二十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现在陕西、四川集市上的饭铺都没有了,农民赶场买不到饭吃,感到很不方便。可以允许私人或供销杜在集镇上开几家饭铺,这样既能养活一部分人,又方便群众。陕西省的煤炭企业现在普遍赔钱。大型企业亏本出售还可以由国家贴补,小煤窑长期赔下去就无法再维持生产了。而小煤窑的生产在解决当地民用煤方面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因此,煤炭调拔价格可以不变,但是小煤窑的零售价格应当允许地方上适当调高,不要统死。这样做,群众也不会有太大意见。否则,这些小煤窑赔垮了,当地群众在烧的方面将会更加困难。(55)朱德在四川西昌地区视察时,曾派人重点调查了一个生产队。五月二十六日,朱德致电中央,如实反映了这个生产队的情况:“这里群众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这个生产队的群众,四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只有十斤(十六两秤),五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十一斤四两。在夏季插秧大忙季节,一个全劳力也只能吃到十六斤。”“口粮不足的原因,除因去年天旱歉收外,在执行政策上也还存在问题。如公社规定,在完成征购和储备任务后,即使生产队还有余粮,每人每天的口粮也不得超过十二两。口粮是十天一发,主要是怕群众吃了‘过头粮’。对群众开垦小片荒地还有限制。总之,对农民箍得太死,因而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56)朱德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思考过许多问题。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同身边工作人员说:第一,全国在统一政策下,具体作法要因地制宜。各地可以有细则,有区别,不能强求一律。如所有制、责任制、经营管理等,各地可以有所不同。

  第二,当前主要是反“左”,而不是反右。要提意见,不要怕说右了。第三,今后建筑部门可以出国,搞劳务出口。第四,商业部门完全统一有问题。粮食部门要有利润,不能赔钱。第五,集体副业与家庭副业要同时并举,有许多事情要靠家庭而不是靠社会去解决。第六,要鼓励农民开荒,可以规定几年不征税。(57)八月,朱德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又指出:第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很好地解决。个人没有注没有吃、没有家,集体如何巩固?因为生产没有劲了。反之,家庭生产发展起来,生活改善了,集体才会巩固。第二,“三包”到组,在一部分地区可行。第三,要发展机关生产,不能因为有贪污分子而把机关生产一笔勾销。对贪污分子要以法惩办。第四,自由市场是农民的需要,开放自由市场利多弊少。既然开放,就必然有两个市场,两种价格。

  (58)

  九月六日,朱德看了《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草案)》后,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提出四条意见:第一,应该迅速恢复供销社渠道,这是促进生产和繁荣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第二,应该在统一领导下,把市场搞活一些,以促进生产和流通。改变过去那种不统则乱,一统就死的状况。第三,要号召共产党员学会做生意,抽调一批好的党员干部充实和加强商业系统。第四,要注意调整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长远来看,应该按照价值规律,逐步缩小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在价格上的不合理的差距,使价格走向合理化。在当前,应注意调整价格中可能产生的更加扩大的差距。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应逐步解决粮价倒挂、粮棉差价和工业亏损等问题,建立各种价格合理的比例关系。(59)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据。会议把在农业上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会议仍决定继续进行经济上的调整。毛泽东也说,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九月二十五日,朱德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言说,由于我们在工业上贯彻了“八字方针”,在农业上贯彻了“十二条”和“六十条”,国内形势已大力好转。再加上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的补充,市场也活跃起来了,农民是很高兴的。“农民今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60)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朱德继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进行不懈的努力。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三年二月的将近两个月里,先后视察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十二个盛市、自治区,看了不少工厂、农尝矿区和人民公社,听取各级党政负责人汇报,对经济工作讲了许多重要意见。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朱德在听取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你们要多搞出口产品。”“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61)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对上海市商业局、外贸局负责人说:国营商业与基层供销社是买卖关系,不能平调。要使基层社有利可图。不办好基层供销社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而且居住分散,只靠国营商业统不了。要通过基层供销社与广大消费者发生关系。(62)一九六三年一月,朱德第二次到海南岛视察,考察了琼崖县的集市贸易,向当地负责人说:对集市贸易应该加强领导,不可硬反。人民群众需要的东西反不得。(63)陪同他视察的海南军分区副政委陈青山回忆说:“车过嘉积市(琼海县城),他叫停车。我请他到县委休息一下,但他不休息,叫下车。一下车,他就转入集市中去看了,我只好跟着。他逐一问价格,菜多少钱一斤?鱼、肉多少钱一斤?原来他是就地调查研究。他向群众打听,我在旁边为他翻译。快离开集市的时候,他被群众认出来了,都说:朱总司令来啦!围上好些人。我有点着急,请他快走出集市。他说:‘不要紧,别这么紧张嘛!’后来慢慢走出集市,上车继续前行。海南很穷,嘉积是当时比较富的地方了,朱总看了很高兴。”(64)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又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李明强调:海南岛一定要以发展热带经济作物为主,因为全国只有这一个地方最适宜热带经济作物的生长。(65)在河南时,他对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说:煤炭的价格问题要解决,不能长期亏本,长期亏本就不能发展生产。(66)一月三十日,朱德在广西对桂林市的负责人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一定要摆好,只顾那一头都不行。只顾国家、集体,不顾个人,就不可能育国家、集体的发展。他说:“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那能建成社会主义?”(67)朱德回北京后,在三月二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写报告,对今后如何办好供销社和开发海南岛的问题,再次提出建议:目前应加强基层供销社的工作,通过社员代表会议、代表大会等活动,恢复以往那种民主管理、群众办社的优良传统,使供错社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供销社。海南岛是我们祖国的一块宝地,应抓紧开发,并优先发展热带经济作物。从战略和长远规划上来看,海南岛必须做到粮食自给,但从目前开发阶段来看,国家必须在粮食、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予以支援。要动员生产队以及社员个人广泛地种植热带经济作物。(68)朱德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又在三月十六日前往陕西、四川两省视察。他在听取陕西省委负责人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69)三月二十一日,朱德到了四川省剑阁县的剑门镇,顺着赶场的人流漫步街头,对集市贸易进行现场调查。三十日,他在成都听取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杨超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朱德插话说:粮、油指标不要定得太高,太高了容易落空。粮食每年增长一般是百分之四、五左右,而不是百分之十几。你们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生产计划。要发展多种经营,畜牧业要大发展,以便解决人民群众的吃肉问题。(70)四月十三日,“朱德在重庆同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谈话时指出:对私商单纯取缔不行,在边远山区还需要私人贩运。公家办不了,办了也要赔钱,如向山区挑盐就是这样。(71)朱德回到成都后,又对四川省委负责人说:四川原来是很富的地方,为什么这几年穷了?不能只怨大旱。除天灾之外,在政策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自“大跃进”以来,这也不准搞,那也不准动,限制太死。收购价格也不合理。搞生产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因地制宜,山区不适宜种粮食就种经济作物。又说:你们可以多生产些出口物资,也可以开放游览区,以增加外汇收入。(72)回京后,朱德在五月十三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反映视察陕西、四川两省的情况说: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应该“水”字当头。从长远看,这是保收和增产的根本办法。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如竹、木、藤、棕、丝、茶、桐油、山货药材等,应大力恢复和发展。“现在农村的经济作物和多种副业生产虽然在恢复,但还远未达到过去水平。因此,应当十分注意发展集体和社员家庭的副业生产。否则,不仅浪费了劳动力,而且对于集体经济的巩固也是不利的。”(73)五月十八日,朱德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常称为前十条)。他在会上发言说:农民对我们党是很信任的。但是,由于过去法律不健全,往往靠行政命令办事,有时第二个命令把第一个命令否了,第三个命令又把第二个命令否了,因此,农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不行。又说:“在农村搞政治运动,必须达到增产的目的。”(74)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后十条)。九月十八日,朱德在华东组会上发言。他在谈到“统一集中”问题时说:“我赞成‘统一集中,合理布局’的意见。但是,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如果什么都统起来也会出问题,国家背不动。因此,必须区别情况,该统一的一定要统一起来,不该统一的不要硬去统一。有些东西可以分散依靠群众自己解决的,不要都由国家包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75)会议期间,朱德了解到煤炭生产因价格偏低而影响生产的情况后,在十月十五日写信给周恩来说:“现在大部分煤炭企业的生产仍然亏本,这个问题是应当加以考虑的。”

  “作为工业燃料和原料来讲,煤炭工业是基础,应当有合理的价格”,“应当保持盈利,不应当亏本。同各国比较,我们的煤炭价格偏低了。”信中提出:“在发展生产中,怎样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应当指定一些人,切实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总结一下这方面的教训,并且在三年调整中,逐步制定出更符合实际、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价格政策来。”(76)一九六三年五月至九月间,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五省部分地区连降暴雨,洪水成灾。当时我国刚刚经历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有限。

  十月十六日,七十七岁高龄的朱德赶往灾区,了解灾情,指导抗洪救灾。

  他首先到了河北保定,这里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连下七天的暴雨,把杨各庄一棵五百多年的槐树都冲倒了。朱德听完中共保定地委和保定市委负责人的汇报后说:今后应注意多种点耐涝的高杆作物。沙土地不适合种粮食可以种花生。水边可以多种苇子,它是很好的原料(77)。当天,他又到石家庄、邢台、邯郸了解灾情。

  第二天,他到了河南安阳。安阳地区灾情之严重也是多年未遇的。洪水自卫河、漳河涌来,有七个县、六千余村庄被水包围,一千多个村庄被淹没,八十七万人急待救援。朱德在当地强调:救灾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要注意发展副业生产。(78)接着,他又先后到河南新乡、郑州、开封、商丘,江苏徐州,安徽宿县、蚌埠、合肥,山东济宁、泰安、济南、德州,河北沧州等地了解抗洪救灾情况。朱德对中共新乡地委负责人说:盐碱地可以植桑,种水果,不一定种粮食。(79)他对中共开封地委和开封市委负责人说:开封是交通要道,直通安徽、山东。在救灾中,要恢复过去的经济渠道,现在很需要小商贩,供销社也要活跃起来,去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收购农副产品。(80)他对中共蚌埠市委负责人说:在救灾中,对长途贩运要放宽一些,还可以有组织地去搞。(81)他对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说,“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要调整好,农民有家底很重要。生产稳定了,干部团结了,就能取得群众的信任。”(82)回北京后,朱德在十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反映五省抗洪救灾的情况。信中说:经过两个多月紧张的抗洪救灾工作,灾民已经初步安定下来。目前灾区的主要困难是群众的口粮不足,药品缺乏,特别是奎宁奇缺。受灾各省都希望能从邻省的非灾区调这一些于菜支援交区,卫生部能调拔一批药品供应灾区。为了帮助灾区尽快克服困难,应当加强灾区的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应当为灾区的副业生产积极组织原料的供应和产品的收购,帮助灾区同外地挂钩搭线,组织物资交流,并向缺少资金的杜队发放贷款。(83)经过几年的调整,到一九六三年上半年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这时,一些干部中急躁情绪又开始抬头。朱德既看到经济形势有好转的一面,也看到仍有困难的一面。

  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至四月六日,这位七十七岁的老人,又在近一百天的时间里行程万里,连续视察了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十三个盛市、自治区。他每到一地,都注意从各地的不同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视察上海后,他在一月十七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说:现在上海市基本上成为一个生产门类比较完整、物质基础比较好和技术力量比较强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今后应该更加充分地发挥这个基地的作用。(84)在福建,他向省委负责人指出:福建临海,你们要多注意海外的事情,有几百万人在海外,要努力做好海外的工作。(85)在江西,他对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说:现在群众搞多种经营的劲头比干部大,干部应该来一个大转变,大抓一下多种经营。

  (86)三月十四日,他在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周年大会上讲话说:广西这块地方是亚热带,是全国少有的好地方。不仅发展农业大有可为,而且发展林、牧、副、渔业也大有可为。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地下的许多宝藏还没有开发出来,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十分优越的条件。(87)四月二十三日,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外出视察报告,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当前,不论农村还是城市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都很好。”但是,“困难还是存在的。当前农业生产包括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还没有全面恢复和发展起来。一些老灾区要全面恢复农业生产,还要做很大的努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这些地方农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88)这时,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左”的思想指导下,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常称为二十三条)中,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国内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但是,朱德仍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工作上。一九六四年六月至八月,他又赴内蒙和东北三省视察,调查了解国民经济恢复情况。

  十二月十五日起,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二十三条”。二十七日,朱德在会上发言,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说:对农村的基层组织要一分为二,有好的,也有坏的。从点上摸的情况来看,当权派好的不多。应该说还是好的多。有些同志看到各方面的问题很多就急躁起来。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该审判的人还是按法律办事,要少杀人,把工作做细一点,把坏人当人来改造,把他们改造成为好人,这样才好。(89)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讨论调整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问题时,朱德在会上提出:“供销社要到农村去换东西,不拿票子把农村的东西收起来,是最大的损失。”“要合理合法地把生意做活,生意做活了,财富就有了。农民手里有了钱,就可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90)朱德的意见,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和李先念等人的赞同。十二月三十日,朱德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习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91)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已经持续了几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的经济调整工作,被这嘲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所打断。朱德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些正确主张和意见,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的批判。

  朱德有一个业余爱好,那就是种养兰花。兰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中历来被看作坚贞高洁的象征。朱德在一九六二年初参观北京中山公园兰花展览后,曾经写了一首诗赞颂兰花的这种品格:幽兰吐秀乔林下,仍自盘根众草傍。

  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

  朱德一向喜爱兰花。建国后,他年事已高,种养和欣赏兰花便成为他很少的业余闲暇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不仅有丰富的养兰经验,对兰花的鉴赏也有较高的水平。他以兰会友,结交了不少兰友,其中有兰花专家、工程师、技术工人、寺院和尚和业余兰花爱好者。

  广州华南热带植物园养兰女工程师程式君回忆同朱德的交往时说:“朱总每次来,都很随便,同我们以兰友相交。他到兰圃参观时,也把我们带去,借以交流经验。当他了解到我们植物园经费和人员都不足时,便对我们说:‘我们交个朋友,我把北京的地址留给你,你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随时给我写信,我尽力帮助解决。’他的和蔼慈祥和亲切关怀,使我终生难忘。”(92)北京中山公园内有许多名贵兰花是朱德赠送的。当公园建立“兰室”时,想请他题字,朱德欣然答应下来。几天后,他非常认真地写了几幅字让公园挑眩朱德对公园“兰室”的建设抱着很大的希望,叮嘱他们:“作为国家的珍贵财富,要好好保护这些兰花。”(93)朱德养兰花,还着眼于推广繁殖,供人民群众观赏。解放前,兰花可以说是只供有钱人玩赏的。一些名贵品种,一般百姓更难以见到。朱德曾经说:“兰花不能象过去那样只供少数人玩赏,要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94)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对南方一些省的代表谈了要重视种植兰花的问题。“他说,这既可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又可组织出口,赚取外汇,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95)朱德广交的兰友中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北京中山公园的虞佩珍工程师讲了一个“花为媒”的故事:六十年代初期,日本知名人士松村谦三作为友好使者来到中国访问。他和朱德对兰花有着共同的爱好,在访问期间曾到中山公园兰室观赏,他向公园点名要了四个兰花名种,不久又回赠了几个日本品种的兰花,以花为媒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家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乱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三次会议后,在长达八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再也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连朱德种养兰花,也有人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说这是“资产阶级情调”。朱德看到后,只是很平静地对康克清说:“种兰草有这个事”。“种兰草一可以美化环境;二可以调剂老人的业余生活;三可以出口为国家挣外汇。”(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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