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回乡征程(2)

作者:陆步轩 发表时间:2020-04-21 20:52:50 更新时间:2022-08-08 10:35:14

 五 回乡征程(2)

    多方努力无果,表姐夫找到他的一位老同学。其当时为一乡党支部书记,在省委党校脱产学习。这位同学道出了实情:不必白费劲了,上峰有精神,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下基层接受劳动锻炼。

   可悲的是,在当时的非常时期,离校匆忙,我竟不知在西安还有个北大陕西校友会。多年以后,很多校友,包括现在北大校友会陕西分会秘书长、西北政法学院王鸿信老师,在谈论起这件事时唏嘘不已,责备我为何不在校友会寻求帮助,却一味依赖个人奋斗。要知道,“个人的力量在强大的社会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报国无门,走投无路,我请求市人事局将我改派到长安县。

  “想好了,下去以后可不要后悔。”市人事局那位处长说话意味深长,话中有话。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人才济济,而长安不过是个下属县,弹丸之地。我榆木脑袋,鬼迷心窍,一时不能领会处长的弦外之音,心想长安是生我养我的家乡,说不定到了小地方能有大用途,正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家乡建设出力。于是,我不假思索,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长安县的。

   到长安县人事局报到的第一天,我一山村野小子,见识浅薄,加上第一次独自出门办事,傻乎乎的,不清楚办事程序,也不知道应该找谁,看见一间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就冒冒失失地推门而入:

  “同志,同—志,同——志!”

   里面有一位戴着眼镜的女同志在闭目养神。我连喊三声,嗓音提高了两个八度,不知是我称呼有误,引她反感,还是她正在修炼一种高深内功,进入无物无我的境界,眼睛都未眨巴一下。我怕打扰了她的清修静养,更担心触怒了公仆,引来一顿臭骂,赶紧隐身退出。

   我的书读痴了,变成了猪脑子,不会脑筋急转弯。按常理,官僚主义的当头棒喝,我应该及时幡然醒悟,回过头来重新找市人事局的那位处长,打躬作揖,磕头下跪,也许他会看在上天有好生之德的分上,收回成命,如果那样,也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天生的牛脾气害了我,认死理,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有人说,这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碰过几次钉子,碰得头破血流,世故了,老到了,圆滑了,也就成熟了。我也赞同这种观点,但是事到如今不用说头破血流,简直是血肉模糊了,牛脾气仍未见改观,我还是过去的我,正应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老话,真没办法。

   毋庸讳言,长安县并没有我十分对口的专业,即使省、市,除了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专业对口的几率也微乎其微。到了这步田地,专业不专业倒放在一边,找个落脚之地乃是当务之急。人们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那么能进入行政事业单位,捧上铁饭碗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文字作为一种工具,说话或写文章,把意思表达准确、清楚、漂亮就可以了,一般人知道“回”字有几种写法又有什么实在意义?北大在专业设置上,一直沿用传统套路,本科生专而不宽,走向社会学非所用居多,尤其文科学生。当然,作为全国少数几所知名院校,保留传统专业优势无可非议,国粹的继承,文化的发展依然不可或缺。建议北大将诸如中文系汉语专业等部分社会应用面窄、又具有传统学科优势,不能撤销的专业改成本、硕、博连读,为一些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定向培养专门人才,免得弟子走向社会,用非所长,四处碰壁,于弟子无益,更辱没了母校的名声。

   八舅爷的一位老乡曾任长安县委副书记,后来年龄大了,到县政协当了主席。父亲把八舅爷请来,说明来意,政协主席倒挺热心,二话没说,领着我直接去县城建局,闲人不搭话,径直找局长。

  “老领导来了,好说。”城建局长很爽快。

   末了,政协主席又给人事局打了电话,看来没有问题。几十天的奔波总算有了着落,心里踏实了许多。一时高兴,一起上街,喝酒、吃饭。当然,政协主席等人与我等非同等档次,推说有事,告辞走了。

   下午去了一趟人事局,主办人员不在,让明天一大早来。八舅爷眼睛不好,在县城又没有亲戚,人生地疏,住宿困难。我与父亲便一起陪着八舅爷,回了老家。

   第二天是星期六,天公不

作美,飘着濛濛细雨。去人事局找人,恐怕不好找,白白浪费时间不说,再淋个透心凉,不划算。反正有政协主席的颜面,事情已成定局,煮熟的鸭子,谅也飞不到哪儿去,也不急于一时半刻的。如此想着,便产生了惰性,呆在家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星期一起了个大早,胡乱填饱了肚子,就骑上自行车,直奔县城。到人事局时,还未上班,便耐心等待。八点半左右,工作人员陆续来了,打扫完卫生,慢条斯理地点燃香烟,泡杯香茗,悠悠地坐下。我这才唯唯诺诺地走近前,说明了原委。听完叙述,办事人员犹豫了片刻:

  “这里有点情况需要沟通,这样吧,你先回去,过两天再来。”

   我起了个大早,赶了几十里路,等待了半天,就听到了这几句废话,心里有气,又不便发作。“也许具体办事人员真有苦衷,这岂是你一个才走上社会的毛头小伙子所能理解的。”心里如此想,便心平气和了许多,又回家耐心等待。

   如此反复多次,一天天地又过去了两个礼拜,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我感到蹊跷,就又找政协主席。

  “没事儿,都说好了的事,你先走,回头我再给你问问。”政协主席以为有老领导的威望,底气十足,满怀信心。

   三四天后,我再去人事局时,话已经变了味。工作人员开始给我推荐别的单位,比如长安报社,县一中,二中等等,说我到了那里更能发挥专业特长。我反复强调自己是学文字的,与文学关系不大,教育系统目前不打算考虑。因为如果当老师,市内条件比县里好得多;至于报社是县级小报,每周一期,每期四版,刚复刊不久,不足十人上班,恐怕不得长久(果然,在2003年全国清理整顿期刊杂志工作中停办了)。

   后来辗转得知,在我即将被安排的节骨眼上,某科技副县长横空出击,将其亲戚安插了进去——政协主席毕竟年龄大了,退居了二线,再要出山,绝无可能,当今世道,人一走茶就凉,哪里比得上副县长正值当年,前途无可限量!不懂这些,能在国家机关、要害部门混?当然,这些情况我也是后来才得知的,人事局方面始终守口如瓶,而挤掉我的人恰好是我中学的同学,毕业于西安某三类学院,分到城建局后,工作安稳,收入不菲,数次在同学之中炫耀有权倾一时好亲戚撑腰云云,让人不敢小瞧于她。

   县计划经济委员会需要人,但是没有编制。时至今日,我依然没有弄清指标、编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进计经委时,没有编制,可是半年之后,又陆续进来两人,人家说是带指标的,顺理成章地进入机关。其中一位是部队转业干部,国家照顾,带指标还能说得过去,而另一位却与我一样,是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对最初的分配不满意,拒绝上班,在家里呆了半年,后来忽然有了指标。我至死也弄不明白,国家的政策非为我一人量身定做,应该一视同仁,怎么执行起来就有了可操作的空间,这其中必有猫腻。

   县人事局的意见,要么无法安排,退回市里,要么服从分配,去县计经委,由计经委再分配。我觉得从西安市回到长安县,又折腾了二十多天没有结果,再被退回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于是无可奈何,选择了扎根农村干革命。实践证明,这是我人生选择的又一次重大失误。若干年后,成为社会闲散人员,为生计所迫,拿起屠刀,街头卖肉,还真让某些人齿冷了。

   几经改制,计经委变成了大杂烩,既有机关建制,又有事业编制,还有企业人员。当时流传,机关是金饭碗,事业是银饭碗,企业是泥饭碗。而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到了这份上,如出槽的肥猪,提起来一吊子,放下去一摊子,只有任人宰割了。这样,没有任何背景的我,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人员,为以后的下岗、下海埋下了伏笔。

   计经委所属企业,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在“土法上马,大办工业”的思想指导下,盲目兴办的工厂,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没有规模,缺乏竞争力。计经委党委办公室李副主任曾经讲过一则笑话,从一个侧面恰切地反映了当初建厂时的情况。

   长安钢厂在筹建之处,资金缺口较大,不能形成流水线,好几道工序必须交叉作业,这样既浪费资源,又费工耗时。技术人员以为不妥,要求县上追加资金,完善工序。此事汇报到时任工业建设总指挥的张常委面前,张常委大手一挥:

  “苞谷地里套豆子不照样高产?就这么办。”

   可谓“活学活用”,许多县办工厂就是在“苞谷地里套豆子”的指导思想下建

立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存在先天不足。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相对匮乏,企业勉强能够维持,一旦引入竞争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很难立足。

   可惜的是,我当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年轻气盛的我,雄心勃勃,抱着成就一番事业的信心和决心,在未学会“游泳”的情况下,过早地投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注定了以后道路的坎坷多舛。

   单纯从名称上看,计经委似乎牛皮哄烘,国民经济综合部门,既抓经济,又管计划。其实,在全县几十个部门中,是名副其实的烂摊子、大杂烩。它分南北两院,北院负责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行政事业编制;南院名义上管理经济,事实上权限只能管理不足二十户县办企业,而且大部分亏损,资不抵债,有行政、事业、还有企业编制。当时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计划那块日渐衰微,经济这边更是朝不保夕。记得有一年,单位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临近春节,每人借了三百元过年。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儿时看电影,能从人名或者相貌上分清敌我;我去计经委时也是觉得名字挺唬人的,未做深入了解,以致追悔莫及。近几年来,一些高等院校纷纷改名,不可否认,一些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原来的名称的确名不副实了。可更多的则是在高等院校放低门槛,大规模扩招之后,招生、学生就业等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压力,不得不改名以增加生源。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某民办高校原名“××培训学院”,招生很难,几乎难以为继,请教高人之后,更名为“××大学”,大张旗鼓地广而告之,一夜之间,门庭若市,不得不在报纸上刊出“名额已满,请勿再报”的启事,实则换汤不换药,锅里依然下的是那几粒米。

   无独有偶,一些不法厂商,挂着羊头卖狗肉,冒用、混用知名品牌、商标,大发不义之财。一次买“喜之郎”果肉果冻,回家却发现是“喜三郎”,其包装与“喜之郎”一模一样,连笔的“三”与“之”可以乱真。别人扔过来一支香烟,以为是“中华”,受宠若惊,好几元钱一支,是卖十多斤肉的利润,可想它该是如何香醇。抽着,味道却很一般,自以为“中华”也不过如此,但仔细一瞧,原来是“中萃”,繁体的“萃”和“华”十分接近,连我这个学语言文字的,若不放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有时还真难区分。洒家嗜酒,常喝几元一瓶的烧刀子、二锅头、老白干。央视黄金时段广告“五粮液”,其包装深印脑际。一次过年回家,看商店柜台赫然摆放着“丘粮液”,与“五粮液”神似,便买了一瓶,回家孝敬老父,老父以为儿子出门摔了个大跟头,拾了一块金砖,发了大财。父子对饮,辣辣的,呛呛的,末了,父亲说:

  “我看这几百元一瓶的国宴酒也上头,与跟头酒差不多。”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李鬼的板斧虽是冒牌货,但与李逵的家什酷似,有他黑爷爷的威名,行人焉有不惧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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