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工作历练(2)

作者:陆步轩 发表时间:2020-04-21 20:53:05 更新时间:2022-08-08 10:35:14

 六 工作历练(2)

   “责任重于泰山,这我就放心了。”

  事后,我写了一篇通讯,《×××主任夜半走单骑》,发表在《长安报》上,博得领导一悦。

   有位办公室主任,与计经委主任同庚同族,都是五十多岁,同为×主任,不熟悉的人经常张冠李戴,即使同机关的人也经常胡叫冒答应,弄得领导很恼火,中层很尴尬,却又无可奈何。偏偏这位中层年龄大,资格老,即将退休,升迁无望,就倚老卖老,每日一杯清茶,一包香烟,一份报纸,碌碌无为混一天。领导看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故意气他,无事找事,让他调查如今的机关干部在想什么,干什么,言明过几天来检查。

   大家以为领导在开玩笑,都没有往心里去。不料,一星期后,领导果然来检查,本以为办公室主任会措手不及,挨一顿批评。岂料这位办公室主任言出惊人,回答得无懈可击。

  “机关干部在想什么?事少一点儿,钱多一点儿;在干什么?吃喝嫖赌嘛!”有诗为证:

  上午坐着轮子转,

  中午围着桌子转,

  下午跟着麻将转,

  晚上绕着裙子转。

  充分展示了一个老机关干部的睿智与诙谐,令人捧腹叫绝,成为一时的笑料。

   办公室大多是上了年龄的人,空气常常很沉闷,但也有例外,尤其是主任心情好的时候。有位女同志,是当地驻军首长的家属,山东人,人高马大,快人快语,说话无所忌讳:

  “×主任,你说话有个歧手,爱说‘这个的话’。”

  主任马上反驳:“这一伙的话,糟蹋咱的话,我倒几时说‘这个的话……’”话未说完,倒把自己给逗乐了。

   党政机关务虚。在机关里干事,就是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一级做给一级看。我初到计经委,满怀革命热情,给根麦笕儿当拐棍,拿支鸡毛当令箭,还真把事当事,回头想起来,真傻得可以。为了恢复瘫痪多年的团组织,在没有一分钱经费的条件下,我骑着自行车,顶烈日,冒寒风,整日奔波于各直属企业之间,做深入细致的具体工作,仅自行车就骑丢了两辆,这些人们都看不到。几个月后,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适时召开了团代会,重新组阁,手底下有了一帮人,搞起活动一呼百应。那几年,无论是3月5日学雷锋、作奉献,每年一次的上山植树,还是为北京亚运会捐款活动,计经委系统都搞得轰轰烈烈,气势恢弘。

  据说某敬老院的一位孤寡老人,曾在3月5日这一天被学雷锋、做好事者拉去洗了五次澡,不但洗去了陈年老垢,险些脱了一层皮。

   尽管都是一些表面文章,华而不实,却引来众多好评。但是,由于牵扯到待遇问题,计经委党委在研究团委工作时,却让四十岁出头的党委办副主任挂名团委书记,升格为正科级,报县委组织部备案,我这个具体操作人员只是副书记,还说是团县委的意思。我心中不服,曾对团县委旁敲侧击,可他们说绝无此事。

   其时计经委有五十多人上班,名义上我的岗位在党委办公室,负责宣传,写材料,兼团委工作。事实上,全机关每个人都比我的工龄长,资格老,资历深,人人都是我的领导,遇到麻烦事、忙乱事总喜欢把我拉上帮忙,美其名曰“接触社会,加强锻炼”。记得那年石油紧张,计经委凭借掌握指标油的便利,搞到部分计划内汽油,但必须去西安某油库提货。要经过闹市区,别人嫌操心,不愿去,办公室为我指派了专车,押运易燃易爆危险品。

   我常常早上第一个到达办公室,拖地、抹桌椅、烧开水、给主任沏茶,时间久了,便成为惯例。忽一日,写材料到深夜,或许烟抽得太多,或许浓茶喝得过量,总之熬过了眼,怎么也无法入睡,直至黎明才迷糊过去。一觉醒来,“糟糕!”太阳已高高在照。脸顾不上洗,牙也无时间刷,急忙赶到办公室,主任他们已经俨然在座。见我进来,主任便责备:

  “你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卫生不搞,茶也不泡了。”

  应该说,我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我未把握住,一念之差,机会悄悄地从指间溜掉了。

   大约是1991年初,县上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我被抽调到大会筹备组,负责大会材料,包住在长安宾馆,其间巧遇张××先生。我与张

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在京求学期间,张先生去北京出差,顺便看望他在北京的学生,我与周锋锁一同拜谒了他。

   提起周锋锁,此人大大地有名,自幼就有神童的美誉,长大了更是不得了,学习上颇具天分,中学时参加全国物理竞赛,荣获一等奖,被免试保送清华大学物理系深造,师生称其为长安一中“百年不遇的人才”。然而,当时清华偏重工科,周锋锁擅长形象思维,喜欢理科或文科,几次想转入北大物理系或哲学系,终因转校手续繁复未能成行。他记忆力惊人,据说过目不忘,大学入学时英语水平已达到六级,又同时学习德语、法语,两年时间,竟皆小成,令老师、同学惊诧不已。1989年春夏之交,周锋锁曾风光一时,后来曾就业于西安无线电二厂,再后来辞职下海,与几位同学在广西北海搞房地产项目,赔得一塌糊涂,现旅居美国。

   周锋锁是张先生的得意门生。其时张先生刚从长安一中调任县教育局局长,他与我促膝长谈,诚邀我去教育界,去省级重点中学长安一中。我当时认为,自己刚刚参加工作,情况逐渐熟悉,接下来会柳暗花明,应该扎扎实实,立足本职,以求发展,不能朝三暮四,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况且当时还未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教师的地位与而今相比相去甚远,因而谢绝了张先生的好意。

    然而世事难料,变幻无常。若干年后,我下岗失业,赋闲在家,又想去教育界,托关系,找门路,千方百计,费尽周折,终于没有办到。想当初,即使接受张先生之邀请,拿我一个破企业身份,既无人脉,又缺乏经济基础,想进事业又谈何容易!不知又要烧多少香,拜多少佛,跑多少路,花多少钱,事情究竟能否办成,也还未知。

   也曾动过考研的念头,重新考回母校,经过几年寒窗苦读,以求再次分配。转念一想,老父为供我读书,两个弟弟相继辍学,好不容易盼到毕业,分担家庭负担,竟又想一走了之,徒增老父伤心;而且,自己胡子一大把,究竟把书还要读到何时?况且学那么多“回”字有几种写法的知识走到社会又能用得几许?以后年龄渐大,结了婚,拖家带口的,便打消了考研的想法。

   在机关跑腿,没有硬性指标,尽干些人云亦云、无关痛痒、鸡毛蒜皮之事。虽然整日上班下班,忙忙碌碌,却是碌碌无为,劳而无功,忙得没有名堂。对于这种活法,开始很不习惯,觉得年华虚度,时不再来,心中时常惴惴不安。然而大家都这样,渐渐地就习以为常,心安理得了。革命导师说过,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待媳妇熬成了婆婆,一切都会随之改观。

  但后来发生的几件小事,彻底破坏了我的心理平衡,转变了我的价值观念,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聪明难,糊涂更难。”这是一句有关酒类的广告语,在我看来,却是人生真谛。我在自己的寝室贴着“忍”、“制怒”、“难得糊涂”等字画,用以自勉,但关键时刻,尤其几杯“马尿”下肚,就沉不住气,容易头脑发热,将这些人生格言抛诸脑后,以致追悔莫及。这叫胸无城府,用关中话说,叫巷子不深,也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

   有一个故事该是出于某位愤世嫉俗的人之手: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头肥羊问一匹饿得东倒西歪的狼:“为什么不多吃点东西长胖点?”饿狼说:“现在天冷了,东西不好找。”肥羊:“怎么会呢?人不是挺多吗?可以吃人呀!”饿狼却说:“没有胃口。”肥羊不解:“为什么?”狼说:“吃人?现在一些人的骨头软得像肉,而肉连人味都没有了。”

   我人黑心不黑,看似粗皮大胯,实则细皮嫩肉,特别是脸部,面皮忒薄,生怕伤脸,说不出话,尤其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按理,在党委办公室工作,与领导接触的机会很多,趁领导高兴之机,提出转入正式人事关系事宜,或者逢年过节,多去领导家里走动走动,联络感情。或许领导会看作“自己人”,当成心腹,或许看在我农村出身,无依无靠的分上,法外施恩,给我解决个人问题。但我不会来事,不会曲意逢迎,拍马巴结,至今连领导的家门向哪边开都不知道。也曾口头提过几次,大概扫了领导的兴致,领导或沉默不语,或以长者的口吻教训:

  “你还年轻,多考虑工作的事,至于个人问题,领导们会考虑的,不用你操心。”

  话说到这个分上,再说来说去已经很乏味。

   1991年,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在经济领域开始治理整顿,表现最为明显的是银行紧缩银根,泡沫经济得以遏制。影响最为严重的则是,企业形势直转而下,以往依靠银行贷款维持表面繁

荣的企业,周转不灵,无米下锅,出现大面积亏损、停产。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县委能做的就是及时调整计经委的领导班子,原来的领导带着遗憾,灰溜溜地走了。新主任上任,一是熟悉情况有个过程,二是企业成批瘫痪,职工上访不断,一大堆事儿需要处理,领导脚面上的火都拨拉不清,在这个节骨眼上,麻烦领导,无异于自讨没趣,于是我便很知趣,张不开口,调动的事就又搁置起来。

   “鸟过留声,雁过留影。”新领导上任,必定大兴土木,宛如到某旅游胜地,在围墙、石碑刻上“×××到此一游”一般,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所谓“前人种树,后世乘凉”。留下标志性建筑,让后来者“吃水不忘挖井人”,牢记其业绩,也不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长期以来,计经委一直分南北两院办公,为方便管理,卖了砖瓦厂之后,前任领导就决定用自留资金在北院兴建办公楼,并已付诸实施。新领导推陈出新,在办公楼尚未交付使用的情况下,又决定修建住宅楼。一方面给下属办点实事,显示皇恩浩荡,笼络人心;另一方面,那几年建筑市场鱼龙混杂,十分拥挤,在县级小单位,一把手是绝对的权威,无论大小事,都要“一竿子插到底”,这中间有无猫腻,天知、地知,局外之人,哪个说得清?

   集资建房,单位补贴,比市价便宜不少,等于变相的福利。大家的态度都很积极,而我更表现出空前的兴奋,自告奋勇,请我的同学帮忙设计。我的同学刘××,是高考制度恢复后长安县第一个考入清华的学生,早我两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结构专业,在西安某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住宅楼分两居室、三居室,因为我的关系,七万多元的设计费只收取了一万五千元的劳务费,除去上缴单位的管理费和其他专业人员的报酬,我的同学自己等于白做。为了图纸,我不辞劳苦,骑着单车,多次奔波于长安与西安之间,具体跑了多少趟,已经记不清了。其间,施工方多次要求变更图纸,而刘××去了海南淘金,从海南打来电话,委托其同事更改,我夹在中间,予以协调,那种滋味别提有多难受。

    原以为,家属楼必有自己的一套,因为在单位上班的人数总共不到五十人,而房子是六十套,而且许多人已经拥有一两套住房,我是真米实曲的困难户,当时就借住在仅有六平方米的门房里。可是分房方案出台,取消了两居室,全部变为三居室,住房面积增大了,户数却从原来的六十户压缩至四十户。

  一位中层领导刚刚在老家盖了新房,又参加单位的集资建房,银钱紧张,便发牢骚:

  “他奶奶的,干了一辈子,倒拉了一屁股烂账。”

  “若把你家盖成金銮殿、雍和宫,拉的烂账还多。”工会主席反驳道。

  分房规定,未婚者与人事关系不在本单位的不得参加集资建房。

   两条规定如对我量身定做,不大不小,恰恰合身。然而单位还有一位顶替父亲接班的,年龄小我几岁,也未婚。按规定他也不在集资建房之列,但其父是离休干部,“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负过伤”,有功之臣,天不怕,地不怕,领导就忌惮三分,于是急忙改口:“老干部是党和国家宝贵的财富。”便照顾了一套。

  世间之事大抵如此,领导处理问题也与我卖肉如出一辙,抱定一个原则:老头吃柿子——净拣软的捏。善良的人总是吃亏。

   经营形势日趋严峻,亏损企业不断增加。县政府也没辙,唯一能做的就是任用贤能,专家治国,计经委的领导也走马灯似的更换频繁。1992年,又更迭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主要领导是位读书人,颇有儒将风度,上任伊始,“八”字还未见一撇,便在媒体上将扭亏增盈的方略和盘托出,最后承诺,一年之内彻底消灭亏损户,否则就地引咎辞职。

   既立下军令状,夸下海口,就非得采取切实措施,扭转乾坤。措施之一:调动企业领导的积极性,为厂长、书记兴建住宅楼,解决后顾之忧;措施二:领导包厂,机关干部下基层,与企业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

   为企业领导集资建房,依旧采用我同学设计的图纸,照例没有我的份儿。理由是,我不是企业的人,更非企业领导。厂长、书记们工作在第一线,起早贪黑,多么辛苦,即使亏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同学后来知晓了此事,非要控告计经委,原因是图纸未经其审核并授权就擅自使用,一个地方与另一地方的地质构造不同,出了事故该谁负责。好在两个地方相距并不太远,地质构造可能也大致相同。总之,楼盖好了,并没有倒塌。我与同学喝了一晚上酒,相互开导,看在我还要在单位混,得罪了人于我不利的分上,方

才作罢。

   十年后,柴油机配件厂倒闭,拆除了厂房,地皮搞了房地产开发,职工们均分到了福利房。我则早已离开了单位,在社会上晃荡,人事关系虽仍放在该企业,可没有在企业上过一天班,对企业没有任何贡献,“三金”都无人交,福利房哪能轮到我?捯来捯去,弄得我连自己究竟是哪儿人都不知道,成了货真价实的社会闲杂人员。

   至于领导包厂,机关干部下基层云云,领导干部手中掌握一定权利,社会交际又广,可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倒还有些许效果;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后,工厂自主经营,一般干部下到基层,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相反,会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带来消极影响,作为企业并不欢迎。大家发现这个问题后,便不太常去企业,而领导的指示又不能不贯彻,呆在家里闲得无聊,时间长了,倒会闷出病来。于是逐渐在办公楼四楼,没有办公室的地方形成了棋牌娱乐室。

   有位老干部,人称“刘老干”,时任工会副主席,擅长跳舞,打麻将,最拿手的便是“闷八,一、四、七,缺门出风听”,倘若谁坐了高庄,刘老干便使出撒手锏,往往能起死回生,反败为胜。

   一日下午,领导忽然接到通知,急需汇报材料,找遍一、二、三楼各科室,无人,以为大家都遵照指示,下基层去了,便回到二楼自己的办公室,亲自动手,准备相关材料。不知过了多久,待完成材料,走出办公室,天色已晚。领导正要锁门回家,却发现楼上滴水,以为下雨,返身回办公室取雨伞。然仔细一瞧,月光朗朗,繁星满天,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便颇感诧异。抬头一望,四楼灯火通明,似有喧哗之声,遂上楼,楼上牌局正酣,有人内急,来不及如厕,站在楼道,溺于楼下。

   转眼过了半年,企业的亏损户非但没有消灭,反倒把盈利户消灭了。到1992年下半年,计经委所属工业企业全面亏损,纷纷停业,企业到了破产的边缘。而该领导非但没有就地辞职,反而调离了计经委这个破烂摊子,荣升为副县长。

   这时恰遇机构改革,计经委又分家为县计委与工业局,我是企业身份,当然属于工业局。分家后的工业局,趁机构调整之机,又进了不少人,这时的我已经浪迹于江湖了。

   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一位朋友,在搞企业政工人员职称评定时,调到了市委宣传部,他曾经讲过一则笑话:某县委、县政府召开动员大会,主题是压缩编制,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会后立即行动,展开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卓有成效,形成经验,上报市委、市政府,得到上级的肯定。而县上的部、委、局、办则从原来的六十个变成六十一个,多出了一个“精简机构办公室”。

    古时候,一名县令,几个衙役,连断案都行了。如今,哪一个县不拥有几十个部、委、局、办?又有几个部门不执法检查,搞些创收?衙门多了,浪费纳税人的银两权且不论,每家都要找些事干,门槛自然多,难怪老百姓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上学时,曾读过一本小册子,叫《帕金森定律》,大意是,一间办公室原来只有一个人,负责某项工作,过了一段时间,招到两名下属,其人自然而然成为科长,再过了一段时间,两名下属也想过过科长瘾,各自招兵买马。有一点值得注意,招人的时候,不能只招一个,每次至少两名,最好成倍地增长。这样,科员成为科长,科长就变成了局座,如此这般,金字塔似的上升,用不了几年,原来的科员就变成了省部级。后来社会上出现了传销,我想,发明传销之人必定深谙“帕金森定律”。

   读了一点书,识得几个字,闲暇无聊时写点文字聊以自慰也成了一件趣事。在单位写材料,必须贯彻上级精神,遵照领导的意图,填括号似的填充内容,水平能高到哪儿去?刚毕业时,将大喜大悲之事时常诉诸笔端,顺应时代潮流的,拿出去发了,不合时宜的,压到箱底,想着留到以后,倘有机会,整理出来,也算是一段心路历程。然而,十数年来,命运多舛,如雨中浮萍飘忽不定,居无定所,几经搬迁,所写的文字慢慢地遗失殆尽了。当然,这与后来的封笔不无关系。

   大概是1991年,县委宣传部、《长安报》联合举办征文活动,按照领导的意图,我写了一篇关于企业改制方面的文章,题目已不记得了,发表在《长安报》上,获得一等奖。想不到的是,报社与政法委的两位同志,将文章稍作改动,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名字缀在了我的前面。领取获奖证书时,我才发觉了此事,当即撕毁证书,从此辍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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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年,《南方都市报》记者姜英爽采访我时,无意间提到此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可能是记录失误,也可能是为行文之便利,竟将改我文章之人说成是报社的主编,弄出许多误会,其实与薛亚利先生并无半点关系,况且1991年时,薛先生也并非报社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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