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农村社教

作者:陆步轩 发表时间:2020-04-21 20:53:13 更新时间:2022-08-08 10:35:14

 七 农村社教

    20世纪90年代初,不公正的待遇与诸事的不顺心,犹如疾风暴雨般向我袭来,使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冰点,我开始自暴自弃,酗酒、打牌、逛街,过一种自由散漫的生活。如果不是割舍不下烟、酒的刺激,真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1992年夏,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简称“农村社教”。由于农村条件艰苦,大都市的人自不待言,即使在小县城里呆惯了的机关干部们,谁也不乐意去。而我当时身心疲惫,情绪异常低落。我心里清楚,长此以往,自己的一生将会毁于一旦,但是自己管不住自己。为了换换环境,调整心态,从头再来,我强烈要求去农村,甚至扬言,若不批准,就请病假。因为当时的心境实在太坏了,看猪狗都不顺眼,连桌椅都想踹一脚。

  好在当时是孤家寡人,了无牵挂,可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脚一抬就算搬家。

   终于如愿以偿了,我被分到马王镇新庄村。那是个容易被人遗忘的角落,地处长安县最西边,与户县为邻,民风淳朴,阡陌纵横,泥土飘香,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一派田园风光,正是修身养性的所在。

   我们一组五人,其中有一位女同志,是某中学老师,自幼生长于城市,对农村环境不适应,受不了蚊虫叮咬,吃不惯粗茶淡饭,加之新婚不久,不几天就告病回家。组长刘忠礼,我们戏称“国务院领导同志”,他对我们进行了分工,我只负责最后的总结材料,其他诸事与我无涉——我最烦轰轰烈烈走过场的政治运动了。而总结材料对于长期舞文弄墨的我来说,乃小菜一碟,即使不参加“社教”,凭以往的经验,呆在办公室,一包烟、几瓶酒便可以杜撰出来。

   学校正在放暑假,我们的住处被暂时安排在村办小学的教工宿舍。对于我们的到来,村民们是疑惑的,村干部是客气的,都持观望态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因此,生活单调而沉闷。配合“社教”工作第一阶段的任务,早晨起来,到村广播室,宣传动员。村上抽调的老师,在街头巷尾刷写标语,上级检查时,便有一点搞政治运动的气息了。下午或者晚上,睡一觉醒来,深入田间地头,瓜棚农舍,与村民唠唠家常,调查摸底。

   学校有台黑白电视机,放在会议室,其时正在播放亚运会的盛况,我是个好静不好动的人,除了围棋(事实上也是个臭棋篓子),对其他体育节目不感兴趣,包括足球。一帮人在那里或欢呼雀跃,或捶胸顿足,我心不在焉,激烈的体育比赛如同催眠曲,看着看着“神”就来了。一觉醒来,节目依旧,想扭到其他频道,一是无线电视,频道很少,二是大家都看体育比赛,满足了我一个人的愿望,却违拂了众意。我是个再平和不过的人,于是继续打盹。

   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之间越来越熟悉,包括村干部与学校的老师,于是生活便丰富多彩起来。开始是打乒乓球,下象棋,遗憾的是我们的水平都不高,我对围棋的兴趣最浓,可惜无人对弈,只能如金庸先生笔下的周伯通一般,演练左右互搏之术。渐渐地也觉得没劲,于是便想起了麻将。

   除“国务院领导同志”之外,工作组还有一老一幼两位同志,年轻人拳猜得好,喝酒却不是我的对手,对于只划拳不喝酒的人,对饮起来太没有滋味了。老同志叫费维恭,我们后来称之“肺出恭”,他来自二轻海绵厂,听说其父很有学问,旧社会做过私塾先生,其弟兄五人的名字便是按“温、廉、恭、俭、让”之顺序排列的,颇有儒者韵味。可是老费却人和名不符,叫“维恭”不如叫“维俭”更为妥帖,可能是上天抑或其父搞错了吧。他有辆破得不能再破的自行车,可以说除了车铃不响之外,浑身都响,可老费却把它当作宝贝。用老费的话说“骑到哪儿放心,没人偷”。

  他们在海绵厂时,没有象棋,谁也不愿意掏钱购买,老费想出一个妙招:用毛笔在碎海绵上写上“车、马、相、仕、将……”

  “玩起来没什么两样。”

   由此想到大学时,大家都想学围棋,可一副棋要十多元,将近一个月的生活费。于是分头装病,拿上学生证,花五分钱,在校医院挂过号,走到大夫面前,哼哼唧唧一番,形形色色的药丸、药片便领了出来,从中精选出两种颜色,代表黑、白,再找张纸画上棋盘,一副棋就现成了。我的棋艺就是从药丸练起的,所以对弈起来有种痨病的臭味。

   我们给老费算过一笔账,“社教”进行了四个多月,老费的花销最少,总共只有七分钱,还是工作组刚进村时,老费第一

个来,晚上蚊虫太多,实在无法入眠,老费狠了狠心,买了一盒蚊香,计七角二分钱,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陆续都来了,老费便收起了自己的蚊香。一盒蚊香十片,老费用过一片,计七分二厘钱,四舍五入,这笔账连小学生都会算。

  “不赌钱,我玩。”老费说,老费喜欢麻将,在厂里也经常玩,县办企业,工人们收入低,是不挂彩头的。

   打“素”麻将比下棋更没意思,工作组又不能与村民将麻将打成一片,所以,我们的牌局经常处在“三缺一”的状态。村干部与学校的老师知道了我们的窘境,便时不时地给我们补缺。有时人溢出来了,便在那儿候补,织毛衣、聊天,等待“踢死”者下场候补。有时实在凑不齐人,也与老费下下棋,气氛自然而温馨。

    老费下棋很有意思,他喜欢用“车”,把“车”死死地攥在手里,在棋盘上来回地试,“这儿不行,这儿还不行,对,就这儿,好,把你的‘马’吃了。”这样,老费的“车”拐了一个大弯吃掉了别人的“马”,然后老费小孩子似的拍着手,笑得前仰后合。别人也不与他计较,不赢房子不赢地的,粗脖子涨脸有啥意思?

  牌局是激烈而吸引人的,有时分不出胜负就会通宵达旦,好在白天的事并不多,照例可以睡到日上三竿,然后晃晃悠悠地过个白天。

   宣传动员、调查走访阶段结束以后,“社教”工作进入民主选举,清理财务阶段,相对于前一时期,这个阶段的工作明显多了起来。由于学校放假,我们也从教工宿舍搬到了村民家中。

   按照原来的商定,我只负责最后的总结材料,其他诸事我可撒手不管。可是搬到村民家中之后,他们出去工作,剩下我一人独自看家,倍感无聊。吃了睡,睡了吃,直睡得没日没夜,昏昏沉沉,腰杆子像散了架。为了解闷,便与他们一道,自动承担了工作。

   该村有一户村办造纸厂,生产中低档卫生纸,厂长由村长兼任。企业事多,厂长三天两头出差,村子里的事不能兼顾,别人又不便插手。镇上曾多次做其工作,让其村长、厂长任选其一,都没有办到,成为老大难问题。我们换了个角度,与其约了牌局,不谈工作,专门打麻将。斗至正酣,老费非拉着下棋不行。村长无奈,边打牌边下棋,结果兴牌打成了背牌,输掉了好几百元,棋也未占得便宜,让老费给杀得人仰马翻。后来,他主动放弃了村长之位,专心经营他的企业去了。

   还有一位副书记,干了十多年村官,年龄大了,可官当上了瘾,死活不肯让位,我们也没有办法。一日看央视“新闻联播”,其中提到“中顾委”,从中受到了启发,破例给他封了个“顾问”的头衔,退到了二线——中央还设有顾问委员会呢,而且中央出台的重大决策,还得请示中顾委的老同志。老头当了太上皇,非常满意,高高兴兴地交出了权力。

   结合村“两委会”改选,我们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领导下,组织召开了村民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清财”小组,集中到村办公室,对村里多年来的债权、债务进行了审计、清理,最后公布上墙,群众基本满意。

   改选后的“两委会”领导班子,年龄结构合理,工作配合默契,很快就解决了村上的其他遗留问题。我们没费多大力气,各项工作却走到了整个“社教”工作队的前列。与我们相反,相邻的村子,因工作方法欠妥,发生了部分群众驱赶、殴打工作组成员的恶性事件,不得不动用公安机关,弄得狼狈万分。

   工作组刚进村时,村上送我们每人两件宝——手电筒与雨靴。别看不值钱,可非常实用,因村里的道路实在太差劲了,晴天尘土飞扬,下雨泥泞难行,是名副其实的“水泥路”。在村子工作了一段时间,切身感受到了行路之不易,对村子也有了感情。于是我们商定,借“社教”之东风,为村民办点实实在在的事,其一,将野外的低压电线改为地埋线,既保证安全用电又防止小偷盗割,保证了天旱时水利设施的正常运转;其二,鼓励、支持部分感兴趣的村民种植大棚蔬菜,增加农民收入;其三,对村子建设重新规划,拓宽主要街道、道路,表面硬化,美化村容村貌。但由于一些村民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目光,有些村民没有经济力量,拆迁阻力太大,加之工作组时间仓促,只是绘制了蓝图,未能付诸实施。

   几年之后,在街道上遇见当年的村支书,如今已是马王镇经委主任了,他兴奋地告诉我:当年的蓝图已经实现,并邀我抽空回村看看。可惜的是,这些年来,一直为生活奔波,几次去户县大王镇屠宰场,路过村口,都没有进村看看,终成一桩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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